二次改开，温家宝在北戴河的讲话：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迎接“十五五”新篇章。来自大摩邢自强闭门会文字稿。胡锦涛取消农业税。

二次改开，温家宝在北戴河的讲话：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迎接“十五五”新篇章。来自大摩邢自强闭门会文字稿。胡锦涛取消农业税。

温家宝在北戴河的讲话：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

来自大摩邢自强闭门会，据说是邢自强参加中央财经会议，内部传达的。

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在北戴河，与大家共同回顾和展望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蓝图。作为一名曾长期投身国家经济事务的老同志，我怀着无比沉重而又充满希望的心情，与大家分享一些心得。近年来，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节点，不仅需要新的刺激措施，更需要一场深刻而彻底的增长模式变革。三项重要改革方向——财政体制改革、调整宏观目标、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并非全新的想法，早在三中全会前，中央按照我的建议提及了这些目标，并在近期政策讨论中逐步深化，这让我既欣慰又感到责任重大。回想我主持经济工作期间，我们曾多次尝试通过政策调整推动内需和创新，但旧有的习惯、根深蒂固的激励机制以及官僚体系的惯性常常让我们止步于纸上谈兵。今天，我希望与大家深入探讨这些改革的必要性，并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成为真正的试金石，是否能让我们摒弃那些亟需减少的旧模式，迈向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首先，让我们谈谈财政体制改革，这无疑是重中之重。中国当前的税收制度过于依赖增值税等间接税，这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鼓励企业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环境压力加剧。我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曾多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优化财政结构，将更多的资源从生产性补贴转向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和家庭收入支持，以此激发内需潜力。然而，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仍以土地出让金和基础设施投资为主，中央的号召往往在执行层面遭遇重重阻力。如果我们不果断重塑财政体系，重新分配财政资源，无论中央如何高调宣示政策方向，地方官员仍会固守供给端的旧路，延续过去那种以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政治意愿和制度设计的考验。试想，如果不改变这种依赖，地方债务风险只会越积越多，经济结构失衡的痼疾也将愈发难以根治。

其次，调整宏观目标刻不容缓。多年来，我们的五年规划和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过于注重GDP增长，工业产出、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成为政策制定的核心指标，而居民消费、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却常常被边缘化。这种供给导向的路径依赖，已经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政策思维和执行方式。我记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果断推出4万亿元刺激计划，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稳住经济，但也因此埋下了地方债务和产能过剩的隐患。那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单纯依赖供给端的增长难以长久。如今，转变发展方式，从供给转向需求，是经济再平衡的第一步。只有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才能让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找到新的立足点。这不仅关乎经济的可持续性，也关乎亿万人民的福祉。然而，要实现这一转变，需要我们摒弃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勇敢迈出关键一步。

第三，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是改革的灵魂，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国家统计局主要采用生产法核算GDP，并通过支出法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但生产法数据按季度发布，而反映消费的支出法数据却仅年报，这让地方官员更倾向于追求投资和产出，而非消费增长和民生改善。我在任时，曾推动过一些考核调整，试图将就业率、居民收入和环境保护纳入考核指标，但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在锦涛同志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取消了农业税，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显著减轻了农民负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然而，资金分配的倾斜始终难以彻底到位，农村和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受益仍有限。如果不重新定义干部晋升标准，强调居民消费比重、收入增长和环境质量，任何改革都将是镜花水月。否则，我们的体系将继续奖励那些我们试图逐步淘汰的行为，比如过度依赖工业园区和基建项目。这不仅需要统计机制的改革，也需要从上到下改变官员的政绩观。试想，一个地方领导如果晋升只看GDP数字，他又怎会关心农民工的工资是否按时发放？这种制度惯性，正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深层问题。

然而，改革的道路绝非坦途。供给侧增长的惯性不仅存在于地方政府，也深植于中央政策框架之中。我们常听到的“新质生产力”提法，听起来振奋人心，但细究之下，往往还是落脚于产业政策和投资周期，换汤不换药。回想2013年，我们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试图通过创新驱动经济；2020年疫情后，又推出了新基建计划；2024年三中全会重提改革雄心，但最终的实施还是回到了熟悉的工具箱——大规模投资和产业补贴。这种现象让我不禁反思，问题不在于缺乏创意或远见，而在于制度惯性和官僚体系的协调不足。地方官员习惯于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换取政绩，中央政策虽有调整，但执行层面的阻力常常让改革半途而废。这让我深感忧虑，因为改革若不能触及根基，经济结构的失衡将难以扭转。

“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将是关键时刻，也是检验我们改革决心的重要节点。近期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可能为下一阶段发展蓝图奠定早期基础，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是：“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否会成为核心政策指标。如果这一指标真正成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这将标志着我们对经济成功的定义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供给驱动转向需求驱动，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这不仅是经济政策的调整，更是社会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凝聚全党全国的共识。回想我任内推动的医疗改革和教育公平政策，阻力之大让我深刻体会到，改革的每一步都需要顶住压力、循序渐进。今天的改革同样如此，唯有坚持不懈，才能让“十五五”规划成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新起点。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反馈循环失灵、激励机制错位和路径依赖的三重困境，这正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摩擦加剧，国内发展任务艰巨，地方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我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我们曾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经济下滑，但如今的外部环境更为严峻，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更是迫在眉睫。地方政府通过工业园区和基建拉动GDP的做法，虽然短期内能见效，但长期看却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环境压力。中央呼吁创新和消费，但不同层级之间的张力造成了结构性的不匹配。这种矛盾，若不及时化解，可能会拖累整个经济的发展。

改革的实施需要时间表、执行机制和具体的财政再分配计划。当前，财政资源仍倾向于资本支出，而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却相对薄弱。我在任时，曾提出要加大对农村和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在锦涛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成功取消了农业税，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显著减轻了农民负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然而，资金分配的倾斜始终难以彻底到位，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仍需进一步努力。如今，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我们不能将财政重心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经济再平衡的努力将难以见效。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也需要同步调整，否则，任何政策调整都可能流于形式。试想，一个干部若只看GDP增长率，他又怎会关心空气质量或居民的幸福指数？这种短视行为，正是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加以纠正的。

作为一名老同志，我深知改革的每一步都需要顶住压力、凝聚共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关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环境代价和社会不公的代价。今天的改革，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眼前的挑战，更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在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环境中生活。我呼吁各位同志，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变革，以务实的态度落实政策，摒弃旧有的路径依赖，勇敢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北戴河的这片海风，带给我们的是反思与希望，让我们在这一刻下定决心，为“十五五”规划注入新的活力。

最后，我想强调，改革的关键在于执行，而非空谈。过去，我们有过许多美好的蓝图，但落实往往打了折扣。今天的改革需要我们拿出更大的决心，克服官僚体系的惯性，真正让政策惠及每一个人。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国内经济任务繁重，但正如我常说的，唯有改革才能让中国在风雨中屹立。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锐意进取，“十五五”规划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里程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让我们共同努力，不负历史重托，不负人民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