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逊回忆录：第一章 大革命的风暴
张宗逊回忆录：第一章 大革命的风暴
目录
张宗逊回忆录：第一章 大革命的风暴
少年时期
我于1908年2月7日出生。少年时期，是在我的家乡陕西渭南县的赤水镇堰头村度过的。
我的家庭属于富裕农民，祖父、父亲都没有念过书，一直参加农业劳动。
叔父张浩如毕业于西安的高等学堂，后考进了广东韶关云南讲武堂。
我的胞兄张宗适，比我大两岁。他自幼聪慧，全家都器重他，认
为他有天赋，前途无量，想方设法供他上学读书。我六岁那年，母亲
病逝。外祖父家境小康，他没有儿子，只有我母亲这个独生女。我母
亲的去世对外祖父的打击甚大，他老人家对我们兄弟俩特别疼爱。每
逢母亲的冥生日，外祖父都要接我俩到他家，设母亲的灵位祭奠她。
宗适很懂事，为了安慰外祖父，他常用毛笔在墙上写字画画，使外祖
父开心。外祖父为了散心，还常常带宗适和我去官路（潼关和西安之
间的驿道）上看过往的洋人和行旅。回家的路上，宗适要我和他一起
学洋人的动作逗外祖父高兴。我们兄弟俩自幼非常友爱，宗适对我的
关怀和帮助是无微不至的。我的家乡渭南县地处关中平原，位于渭水
之滨，历来物产丰富，交通方便。但是，在旧社会，因为受军阀的黑
暗统治，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比北京、天津和南方各省份较为缓慢，
文化教育也比较落后。我七岁开始在本村的私塾念书，读的是《三字
经》、《小学韵语》、《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
书。只有一个先生，教年龄大小不等，程度参差不齐的二三十个学生，
光教认字背书，不作讲解。这时候，在我的家乡，民主革命思想通过
各种渠道开始在民众之中传播，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件，使我产生了难
以磨灭的印象，对我寻找人生的方向起到很大作用。一九一八年，我
十岁的时候，我们村里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民国初年，关中一带
曾经种植 粟，生产鸦片烟土。以后，人们就陆续不种鸦片，恢复粮
食和其他作物生产了。那年清明过后，突然县里来了几个什么“查烟
委员”，他们在地里巡视一番，拔了几棵过去留下的零星 粟籽冒出
的小苗，就说村里有人偷种鸦片，要罚款。人们被逼急了，三人一堆，
五人一伙在一起议论：“查烟委员”不讲理，欺负人。有几个不怕事
的硬汉子，把村里的狗都赶拢来，以撵兔子为名，把狗轰向：‘查烟
委员”，还喊着：“赶‘查咽委员’！‘查烟委员’滚蛋！”一下子
就把他们撵散了。后来，听说村长被县里传去了，但是村民没有人挨
罚，人们为此乐了好久。这事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只要人们心齐，
那些压迫人民的官儿都不可怕，可以把他们轰走。一九一九年，我的
叔父张浩如从广东韶关的云南讲武堂毕业回乡匕他在亲友中宣传五四
运动和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我在一旁听到这些新鲜事，很感兴趣。
一九二○年，张浩如在赤水镇法济寺小学当教师，我跟他到这所小学
读书。法济寺小学比本村的私塾规模大，学生多，并且是按学生不同
程度分班教课，教员连张浩如在内共有三人。张浩如发扬五四精神，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采用新法教学，经常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
民主主义思想。这一年的五月九日，学校举行了一次“国耻纪念日”
活动，张浩如带领全校师生，到赤水镇的街上 游行，同学们手持写有
反帝爱国口号的三角小旗，沿途高呼“反对媚外军阀！”“反对二十
一条卖国条约！”“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口号。那天正逢集市，
围观的人很多。张浩如就站在板凳上向赶集的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
说，听众都很受感动，同学们的心情也很振奋。这件事轰动了赤水镇，
一时在群众中传开，人们好久还在议论。这一年，宗适随在武昌中华
大学学习的王尚德到湖北武汉学习。宗适当时只有十四岁，高小还没
有毕业，到武汉以后，王尚德请李求实帮他补习英语，并介绍他到浚
新小学补习数学半年。以后，宗适就考上了董必武任校长的武汉中学。
一九二二年七月，王尚德在武昌中华大学毕业。董必武和党团组织委
派他回渭南工作，进行宣传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建立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王尚德同志是赤水镇人，一九二一年加入社会主
义青年团，是最早的团员之一，曾同恽代英、肖楚女、林育南、李求
实等同志一起，创办了“互助社”，“利群书社”等组织，学习、讨
论革命理论和国内外大事。他回到赤水镇以后，和已经是社会主义青
年团团员、回乡度暑假的张宗适共同介绍张浩如和刘建侯加入社会主
义青年团。从此，赤水镇开始有了共产主义的细胞。这一年，王尚德
和张浩如一起，成立了乡村教育研究社，并集资在法济小学的基础上
创办了赤水职业学校。王尚德把家里的财物拿来资助学校，以教师身
分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我当时也转到职业学校读书，是第一班的
学生，全班同学共十六人。王尚德和张浩如对我们这个班下了很大功
夫，他们向学生灌输了不少革命知识。王尚德给我们讲解什么是阶级
斗争，讲解社会进化史、近代史，还定期报告时事；张浩如给我们选
讲了《共产党宣言》和《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等党团
机关刊物的重要文章，都很受学生欢迎，给学生们的思想影响很大。
他们两人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师。学校丕办了一个小图书
馆，藏书虽然不多，但进步书籍、报刊却不少，我记得的就有《向导》、
《中国青年》、《湘江评论》、《共进》、《西安评论》、《武汉中
学月刊》等。指导学生阅读课外书籍，也是王、张两位老师的经常工
作。王尚德经常发动赤水职业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参加各种政治活
动。一九二二年冬天，渭南县发生了十万农民以抗捐抗税为目标的。
“交农”活动。“交农”是陕西地区农民串连在一起，进行“罢农”
的一种传统形式，过去是为了反抗地主压迫剥削，当时，军阀混战，
统治陕西的直系军阀刘镇华，趁机横征暴敛，派粮派款，搞了名目繁
多的苛捐杂税。老百姓稍不服从，军警就入乡“拴人”。农民苦不可
言，逼得没有办法，不得已暗暗酝酿“交农”，起来抗捐抗税。农民
要请有文化的人帮助写传单，王尚德就暗暗发动职校学生和老师支持
“交农”活动。农民的传单上写明：某月某日实行“交农”，每家都
要出一个人，带着农具到县政府去请愿抗捐税。每张传单都逐家传递，
若是谁家不往下传送，或者到时不派人去，就要受到群众的惩治。这
次“交农”到了约定的那天，各村各乡的农民部按时集合，人们带着
各种不同的农具蜂拥地从四面八方向渭南县城进发。我家由父亲代表
前去，看着乡亲们扛着锄头、耙子、铁铲、铁叉等农具出发的场面，
我振奋不已，真是声势浩大啊！农民到了县城，把县政府团团围住，
呼喊着口号，要县知事出来答话。县知事知道躲不过，不得不由几个
劣绅簇拥着出来见群众。这个县知事吓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地讲好话，
答应将各种捐税一齐免掉。谁知那几个劣绅在一旁打横炮，说只能减
免一半。这一下就炸了营，群众被惹恼了，大家围着这几个劣绅，你
一锄、他一耙地把当地有名的劣绅田德全当场打死，其他几个劣绅也
被打了一顿。农民还不解气，趁势又打站在一边的警察和差人，把这
些家伙打得抱头鼠窜。县知事见势不妙，害怕挨打，慌忙叫人取来大
印，当堂写了一份布告，申明各种派款一律豁免。农民欢呼胜利，把
县政府围到天色将晚，才解散回家。这次十万农民的“交农”活动取
得胜利，使我感受到团结的巨大力量，认识到组织农民运动的重要性。
在赤水团的特别支部
按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的规定，须有三名以上团员方能建立团支部。
所以，赤水青年团的活动虽然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就开始，但是一直到一九
二四年春，刘建侯从临潼三育学校转到赤水职业学校任教以后，才正式成立
赤水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由王尚德任支部书记，张浩如任宣传委员，刘建
侯任组织委员。当时，陕西还没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省委和特委组
织，赤水团支部是陕西省党团最早的一个支部，是直属设在上海的团中央领
导的特别支部。这年五月，赤水团支部开始在赤水职业学校的学生中发展团
员，我是第一批加入青年团的学生之一。当时我十六岁。赤水青年团特别支
部成立以后，政治活动开展更为活跃。在一些重要的纪念日，如二七京汉铁
路大罢工、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五马克思诞辰、五九国耻纪念日等，都举行
形式不同、规模不等的纪念活动，利用这些机会来教育和发动群众。特别支
部还组织了“平民教育服务团”等公开活动的群众团体，在赤水镇周围的农
村办了十几处平民夜校，教农民识字、给农民作时事报告，组织起几个农民
协会。在学生工作方面，充分发挥各学校学生自治会的作用，如由赤水职业
学校学生自治会发起、在渭南高等小学组织讲演会等活动，起到了团结教育
青年的作用。一九二四年冬，王尚德等联合渭南县一些中小学教职员，组织
“教育促进会”，提倡教育民主，要求教育局实行委员制，并利用旧政府的
内部矛盾，成功地驱逐了渭南县教育局反动局长王述道。这一年冬天，张宗
适由武汉中学毕业回家。在武汉的时候，他为武汉中学创办了《武汉中学月
刊》，董必武很器重他。宗适回乡以后，在一九二五年春，也到赤水职业学
校任教，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工作。他还经常给《中国青年》、
《西安评论》等革命刊物写通讯，宣传渭南地区的农民和学生运动。一九二
五年春，王尚德根据党的指示，在赤水职业学校指导青年团成立“三民主义
研究会”，公开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着又发起
成立“陕东国民会议促进会”，发表宣言、印发传单，给北京各报馆（主要
是《晨报》）发出快邮快电，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上，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国
民会议的主张，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
的活动。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王尚德又组织赤水职业
学校和渭华一带的中小学师生和各界群众，召开悼念大会。张浩如在职业学
校除了讲其他课以外，还专门安排了操课，给我们讲一些军事常识，教我们
操练，教我们怎样看地图、怎样利用地形等等，我们对这些都学得很认真。
一九二五年春，传说国民二军（陕军胡景翼，隶属冯玉祥）准备向西安进军，
发动驱逐直系军阀陕西省长兼陕西督军刘镇华和继任督军吴新田的斗争。这
个消息震撼了直系军阀对陕西的多年黑暗统治，一时群情振奋，老百姓奔走
相告。刘镇华和吴新田以及他们的爪牙极为惊慌，赶紧在陕东一带赶修防线，
企图阻挡国民二军的进攻。渭南一带成了吴新田部队的前哨阵地。我们办水
镇。座落在南北流向的赤水河东西两岸。吴新田的部队就在赤水河西岸构筑
阵地，想利用赤水河作天然屏障，进行固守。这时，赤水团支部就积极进行
工作，组织群众，准备配合国民二军的进军。张浩如负责组织赤水职业学校
的师生，去侦察吴新田部队设防的情况。当时，吴新田的部队在赤水河的每
个要点都驻兵防守，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同学们每人分管侦察一段阵地情况，
遇到吴军询问就回答是去走亲戚的。我们通过吴军阵地附近，就装得象小孩
好奇似的，慢慢蹓跶，仔细察看吴军各处阵地构筑情况。有多少兵，住在什
么地方，有些什么武器装备等等，都牢牢记在脑子里。回到学校一一向张浩
如老帅汇报，张浩如把情况汇总在一起，写详细报告寄给国民二军。后来，
吴新田的部队在国民二军到来之前就撤走了，在赤水河两岸的仗没有打成。
这次侦察活动，却成了我第一次军事斗争的实践，久久不能忘怀。这一年发
生五卅惨案，王尚德又领导赤水职业学校师生参加“沪案”后援会，他还和
其他同志一起，发起召集全陕学生代表大会，抗议帝国主义惨杀中国工人的
暴行，募捐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一九二五年，王尚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天，共青团中央和中共豫陕区委派吴化之未陕整顿团组织和筹建党组
织。吴化之曾到赤水镇指导工作，使赤水团组织得到加强，并成立了中共党
的特别支部。王尚德改任党的特支书记，由张宗适接任团的特支书记。当时
正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决定：为使国民党成为无产阶级领导
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凡是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
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可
以为之建立，中共党团员在国民党组织内起骨干作用。一九二五年九月，中
共党组织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王尚德在临时省党部担任领导工
作，并在渭华一带帮助国民党组建党部，团结国民党左派大力宣传孙中山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我也根据组织决定加入了国民党。自一
九二四年以后，赤水职业学校的教员多为中共党团员和进步人士。到过赤水
职业学校工作的中共早期党员不少，据我所知，其中有武止戈、王复生、王
懋廷、吴化之、耿炳光、方干才（方仲如）、张兆丰（国民三军团长）、潘
自力、张秉仁、高克林等。赤水党团特别支部的许多同志后来都成了陕西党
团组织的骨干，他们进行的革命活动，使渭华地区成为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
运动高涨的地区之一。王尚德等在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了渭南县东张村农
民协会，这是陕西最早的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对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进行斗
争。农民协会的发展，为后来爆发党领导的震动西北的渭华起义打下了基础。
参加黄埔军校和北伐
一九二五年冬，中共中央通告各地党团组织，选派党团员到广东黄埔陆
军军官学校学习。那年暑期我已经从赤水职业学校毕业。王尚德得知黄埔军
校在河南开封招生，就通知赤水团特别支部，派我和姚俊明前去报名。他为
我们筹足了路费，办好了团组织介绍信，行前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说：“你
们是团员，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做个光荣的先锋战士。”一九二六年一月，我
们怀着学好本领、献身革命的热切愿望从家乡出发。宗适怀着既高兴又难舍
的心情，伴送我走到赤水镇以东的遇仙桥上，他叮嘱我，革命要注意学习社
会科学，要为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奋斗到底，我们分手时，他一
直站在桥上望着我远去。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同胞弟兄的最后离别。和
我一起去河南报名的有苏士杰（中共党员）等四人。当时，统治陕西河南两
省的是冯玉祥的国民二军，这个部队同情革命（军长胡景翼，一九二五年春
病故），所以我们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只是陇海铁路向西刚修到陕州，
还没有正式通车。我们由赤水镇到潼关是雇的人力车，走了一天半；从潼关
到陕州是走水路，乘的是旧式民船，沿黄河而下，走了两天；从陕州到开封
才坐上火车。到了开封，我们赶到黄埔军校招生办事处办好入学手续，然后
到中共豫陕区委在开封的接头处河南书店办理转团的组织关系。接头处的同
志告诉我们说，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再转一次介绍信。我们在接头处
办理了给中央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继续乘火车去上海。在上海停留了一个
星期，通过在上海大学学习的姬国贞（华县人）找到团中央机关，办好去黄
埔军校的团组织介绍信，然后乘上海到广州的日本货轮“山东丸”，在海上
航行了大约一个星期，于二月上旬才到达黄埔港。我到黄埔军校报到后，被
编入第五期入伍生二团二营五连。黄埔军校本部在黄埔岛上，岛上有长洲要
塞，南临虎门，是控制珠江口和拱卫广州的门口。我们入伍生团则驻在广州
市近郊沙河镇的旧兵营里，在那里进行军事训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孙
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创建的。目
的是培养革命的军事与政治人才，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组建国民革命军，用武
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来完成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许
多杰出的领导人都曾在黄埔军校担任领导工作或任教，如：周恩来和熊雄先
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曾任政治总教官，聂荣臻、肖楚女、张秋人
等曾任政治教官，叶剑英曾任教授部副主任。共产党还选派了不少党团员到
军校学习，黄埔第一期学员中就有徐向前、陈赓、蒋先云、周逸群、左权、
许继慎、周士第等同志，他们当时都是军校革命的骨干力量和活动分子。在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
发扬“黄埔精神”，在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几次战争中，在两次北
伐战争中，都以身先七卒、冲锋在前、英勇善战闻名，对保证革命战争取得
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建校初期，孙中山先生亲自兼任军校总理，伪装革命的
蒋介石被委任为校长，第一任国民党党代表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一九
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反革命分子刺杀捐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推举汪精卫继任党代表。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只有党的组织，没有青年团
组织我一到黄埔军校报到，党组织即通知我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五连学员中有中共党员五人，即余陶、廖昆、葛志坚、姚俊明和我，小组长
是余陶，由他和上级联系，那时忙于操课，党小组没有其他活动。我们大约
每两周去一次广州市东校场的广东省农民协会，听周恩来的政治形势报告，
每次听报告的党员大约有一百多人。周恩来当时是中共粤区军事部负责人，
他讲话生动，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同志们都爱听。陈赓是报
告会的工作人员，很活跃，开会前他在会场上走来走去，口中笑话不断。那
时，广东国民政府的任务是巩固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中共党组
织对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党员只要求在学习和遵守纪律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
没有提出其他任务。一九二六年三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将黄埔陆
军军官学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宣布广州戒严，逮
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和部队的党代表数十人，并收缴罢工委员会枪械，监视
苏联顾问住宅，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阴谋排挤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
这实质是国民党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次阴谋政变，陈独秀等对蒋介石一
味妥协退让。事变后，蒋介石提出军校跨党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或共产党。于
是，党组织指示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不再保留双重党籍，由党员自行决定
保留共产党或国民党党籍，并向国民党公开。我当即在军校发的表格上签写
退出国民党。这次共产党员公开身分的结果，给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
五日屠杀黄埔军校中共党员提供了一份名单，由于后来我随政治科到了武
汉，才避过了那场惨祸。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誓帅北伐。这时入伍生
部抽出部分学员组建了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工兵营，开赴前方参加北伐战争，
其余入伍生均调往东江，担任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我们二团二营负责东
莞、石龙的防务。当时正处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以后，英帝国主义支持
的武装土匪在广东沿海一带到处骚扰破坏，斗争异常尖锐，我们担负的巡逻、
警戒和搜捕任务相当繁重。军校党组织除要求共产党员以身作则、积极执行
军事勤务、英勇作战外，还要求大家搞好政治学习，学好布哈林著的《共产
主义 ABC》，方法是自己阅读，小组讨论。那时一般不发展党员，只有在特
殊情况下，才个别地秘密地发展党员。如一九二七年冬，在井冈山曾任过工
农革命军团长的陈浩就是这时入党的。此外，我们抓紧一切机会、运用各种
形式，动员群众支援北伐战争。我在东莞执勤期间，有一天突然接到王尚德
从军校本部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同陕北的白明善和华县的陈述善来到黄埔军
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我见到信后非常高兴，立即请假到校本部看望离别半
年的王尚德老师。我见到王老师就兴奋地向他报告了自己的学习情况，他风
趣地对我说：“陕西现在是‘亡省’了。”原来，一九二六年春，国民二军
在河南失败，刘镇华率十万匪军再次入陕，围攻西安，在渭华地区通缉王尚
德等共产党人。王尚德等只得化装离陕，几经周折，与恽代英取得联系，调
到黄埔军校工作，我在校本部住了三天，便返回东莞。一九二六年九月，入
伍生团由东江开回黄埔，学员升入本科学习。校本部设政治、教授、教练、
管理、军需、军医等六个部。军校第一期只有步科；第二期分步、炮、工、
辎、宪五科；第三期增设骑科；第四期又加政治、交通、无线电、航空等科。
按照当时一般军官学校教育，培养一个初级军官约需三年功夫。但是为了适
应革命形势急剧的发展，学制大大缩短，而且还是开门办学，学员执行战斗
勤务和参加战斗。我被编入政治科，和黄埔第四期新政治科合编在一起。政
治科有三个队，一、二队属第四期，三队属第五期。经过考试，我被编入第
四期第二队。这一时期，政治学习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以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和三大政策为主课，其他还有各国革命史等课程。在这期间，国民革命军
在北伐前线节节胜利，十月占领武汉，十一月占领南昌。北伐军打到长江流
域，声势浩大，工农群众积极参战，不少旧军阀部队也迫于形势易帜拥护国
民革命军。由于国民革命军迅速扩大，前线急需大批政治干部，北伐军总政
治部命令黄埔军校政治科调往武汉。我和政治科全体教职学员一起，在一九
二六年十二月初开发，从广州乘火车到韶关，换乘民船到乐昌，由乐昌徒步
行军经九峰到湖南郴县，又乘民船经耒阳到衡阳，换乘较大的民船从衡阳到
长沙，再乘火车到武昌。沿途所到之处，特别是在湖南境内，受到湖南工农
学各界群众热烈欢迎，每到一地，需换乘船车作暂短停留的时候，都举行军
民联欢大会，一片热火朝天的革命景象，使我们倍受鼓舞。当火车经过湖北
省咸宁县的汀泗桥、贺胜桥车站时，政治科的领导组织我们下车参观北伐军
攻打两桥的战场，还能看到部分野战工事的遗迹。政治科到达武汉以后，驻
扎在武昌长街两湖书院旧址（今解放大道中段），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
分校筹备处给每人发了冬装。半月后，正式开始军政训练。一九二七年一月，
正式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习惯上仍称黄埔军校分校），分校校
长蒋介石，教育长张治中，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政治总教官恽代英。下辖政
治科、炮兵科、工兵科和新生部（入伍生部）。政治科主要由广东调来的黄
埔军校第四、五期政治科组成，除原有的三个队以外在武汉又招收了一个第
四队（属第五期）。张鸿儒任政治科大队长，徐向前任第一队队长，吴展任
第二队队长。炮兵科、工兵科则由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参加北伐战争的炮
兵团和工兵营组成。新生是分校成立后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河南、
安徽等地招收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女生大队。校部、政治科和新生（入伍生）、
包括女生大队驻武昌两湖书院，女生大队单独有一所校舍，另有一个大门出
入、炮兵科和工兵科驻武昌文昌门。武汉分校的政治科目，增设了有关工人
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内容，政治教员除恽代英还有张秋人、施存统、沈雁冰、
周佛海、樊仲云等。每逢星期一，照例整队前往国民政府做纪念周。听大报
告的次数没有一定，接到通知就随时集合参加。张国焘在武昌的一所小学里，
为分校的中共党员作过两次报告，他戴着一副墨镜，穿着长袍马褂，说话哼
哼哈哈的，讲什么已记不得了。我们除了上课以外，有时还要担任外勤，上
街参加群众游行，做政治宣传工作，政治活动比在广州时要活跃得多。原黄
埔军校第四期的两个队，即政治科的第一队和我所在的第二队，在一九二七
年四月中旬毕业。第五期政治科的第三、四队和第五期炮兵科、工兵科在同
年七月毕业。新生（入伍生）在七月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武汉分校的不少学生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
和广州起义，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据我记忆，幸存的同志后来在
红军中担负工作的有：许光达（炮科）、陈龙鹤（朝鲜人、炮科）、谭希林
（工科）、张金泉（政治科）、罗瑞卿、陈伯钧、徐彦刚、王良、游雪程、
刘型（以上为入伍生）等。
武汉七一五政变前后
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蒋介石密令反革命分子，土豪劣绅和青红帮流氓，
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假冒群众组织，镇压工农群众运动，杀害共
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四月中旬，
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改组。武汉各界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讨蒋大会。军
事委员会撤销了蒋介石分校校长职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为校务
委员会制，直属军事委员会领导。军事委员会任命潭延闿、邓演达、徐谦、
恽代英等五人为校务委员。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我在武汉分校毕业以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
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第八军（军长李品讪）、第三师（师长李云杰）、
第九团（团长周希武）的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任干事兼第二营政治指导员。
当时，军事干部和政工人员分属两个系统，政工干部直属集团军政治部
领导，团以上单位的政工人员大部是中共党员，少数是国民党左派，营连政
治指导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左派，三师的政治部主任王文海，九团政治指导员
张天一，都是中共党员。九团指导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只有张天一和我两个
人，全团也只有我和他是中共党员，团里还有刘一鸣是共青团员，因为他没
有组织介绍信，当时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九团的团部和第一、三营驻
防在湖南岳阳县城关。二营驻防在城陵矶。城陵矶地处长江较窄的一段，又
是洞庭湖出口与长江的汇合处，军事位置很重要。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之后，广东、江
苏、浙江等地也接着发生了反革命的大屠杀。四月十五日，在广州黄埔军校
里的中共党员几乎全部遇害。这时，湖南的革命形势正如毛主席在《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存在着：‘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革命和反
革命两种势力的斗争。我初到岳阳时，表面上看当地还有点革命气氛，还象
个北伐军后方的样子。其实斗争已经激烈地展开，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的
活动愈来愈嚣张。随着武汉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日趋反动，陈独秀投降主义又
步步退让，过了一个月以后，斗争便逐渐公开化了。四月下旬，奉系军阀势
力从河南威胁武汉，武汉国民政府组织第二次北伐，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大
部开到河南和奉军作战。五月十日，驻防在湖北宜昌、沙市一线的国民革命
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受蒋介石指使，率领所部叛变革命，乘武汉乓
力空虚之机，沿长江东下，经过第八军第九团的防区，向武昌进攻。我所在
的第九团第二营营长涂卓，瞒着我在深夜秘密乘船从城陵矶去同叛军联络，
原来第九团是有计划地配合夏斗寅行动的。在这危急关头，叶挺指挥武汉卫
戍部队和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中央独立师，奋勇抗击，仅两
天功夫就将夏斗寅叛军的进攻击溃。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
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团长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他指挥长沙的军警，
把在押的土豪劣绅全部释放了，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农革命群
众，长沙一带一片白色恐怖。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
会的许多领导人都被枪杀。这是蒋介石指使两湖反动军官进行的又一次反革
命行动。马日事变以后，岳阳的政治形势也变得严峻，驻岳阳的第九团团长
周希武表面伪装中立，好象夏斗寅的叛变和马日事变等都和他无关，暗中却
积极支持地方反动势力。国民党岳阳县政府以各种借口逮捕共产党员，当地
的中共党团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团体都被迫转入地下。在华（容）南（县）
安（乡）地区的反动豪绅则配合许克祥的叛乱，纷纷反攻倒算，恣意捕杀农
民运动积极分子，这一地区许多农民运动干部经岳阳向武汉转移，如农协总
指挥欧阳键、何长工、杨运北、蔡协民等都是经岳阳走的。但是也有不少同
志路过岳阳时，在旅馆里被反动县政府公开逮捕，如后来在红四军第三十一
团做政治工作的杨岳彬就是因故离开旅馆，得以幸免的一个。这时，第九团
政治指导员张天一也离开岳阳到武汉躲避，第四集团军总政治部任命我代理
团政治指导员。第九团的政工人员（多数是由武汉分校分配到第九团工作的，
个别是同周希武有某种关系的国民党员）没法开展工作，只得抱着混日子的
态度等待上级指示。六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取得第二次北伐战争的胜利，北
伐军在“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声中主力部队回师武汉，开往江西、安
徽方向。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以第二军谭延闿部和第六军程潜部为主力，以
第八军第三师配合，组织西征军，由程潜指挥，进行鄂西战役，向夏斗寅残
部和配合夏斗寅进行反革命叛乱的四川军阀杨森、贵州军阀陈榘珍等部进
攻。岳阳的形势表面上有所缓和，第九团政治指导员张天一又从武汉回到部
队，第九团的政工干部才逐渐恢复工作。第九团奉第三师命令，沿长江向西
进攻，部队路经湖北的监利、石首、公安前进，因为杨森部和陈榘珍部从监
利一直向四川、贵州撤退，所以第九团沿途没有和敌军发生战斗。七月十日
前后，第九团到达湖南的澧县、临澧地区，和第三师主力会合。一九二七年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在武汉市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七月十六日，第三师政治部接到中共中央自武汉通过有线电报局发
来的密电（当时军队还没有无线电通讯），政治部主任王文海马上向我们作
了传达。电文的内容大意是：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党
中央要求共产党员，除少数可以继续留下做隐蔽工作外，其余陆续撤离国民
党军队。我听了传达后想，我到国民党军队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在部队中
也并不太“红”，不太引人注意，但是我在广州黄埔军校时曾公开了共产党
员的身份，是黄埔四一五事变的幸存者，如果继续隐蔽，以后会有麻烦。我
把自己的想法报告了王文海，他同意我迅速离开国民党军队，前往武汉找党
中央另行分配工作。这时，第八军第三师里除共产党员外，其他人员还不知
道汪精卫叛变。
我立即向营长涂卓和各连连长说，我父亲去世，家中有困难，需要我回
去料理后事，集团军总政治部已批准我回家。我在七月十七日离开国民党军
队，行前部队派了一连人列队为我送行。当天我由澧州到津市，在那里同张
天一会合，住了一夜。津市驻的是第八军第三师的后方部队，我在那里看到
了军阀部队的生活真相，他们接待过往的军官，真是花天酒地，糜烂透顶。
津市只有去长沙的客轮，而长沙被许克祥控制，还在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到
长沙去有危险，我和张天一商量，决定搭客轮半路到沅江县下船，再换乘长
沙开往武汉的客轮。就这样，我们先到了沅江，等了两天才搭上由长沙去武
汉的船，在七月二十日到达武汉，临时住在张天一的岳父（中央银行职员）
家里。根据党组织的通知，党中央的联络处，设在武昌黄土坡的国民革命军
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留守处政治部。我去那里报到，请求组织分配工作。
这时，摆在我面前有两个问题要作出抉择：一是到哪里去工作，是回西北还
是继续留在南方？回西北，固然有些有利条件。因为我是西北人，对西北地
区的风俗人情比较熟悉，但是也有不利的因素，当时在西北的冯玉祥也同蒋
介石、汪精卫一样反共，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都被他“礼送”出境来到
武汉，西北的革命力量不如湖南、湖北发展快，权衡利弊，我决心留在南方。
再一个问题，是否仍继续做政治工作？回顾我在第八军三师搞了三个月的政
治工作，尝尽了苦头。在旧军队里做政治工作困难重重，你要想接近士兵群
众做点教育工作，连长就会疑心你挖他的墙脚，“动摇军心”，给你白眼看。
同时我也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掌握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当时我们党掌握的
军队实在太少了，共产党员需要做军事工作，有了枪杆子就有办法。这样一
想，我决心向党组织要求改做军事工作。我去报到时，就向党组织汇报了我
的想法。党组织根据我的要求，分配我到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任中尉排长。
我在办理组织手续的时候，遇到徐向前也在办理转党的关系，那时我认识他，
他还不认识我，因为在武汉分校时，他是政治科一队队长，我是二队的学员。
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总共只有一个新兵营，新兵的成份多数是马日事
变后逃到武汉的湖南农民和农运干部，在新兵营当排长的杨立三就是其中的
一个。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武汉的政治形势处在革命和反革命各自加紧组织
力量的阶段。武汉国民政府表面上还要举行东征，讨伐新军阀蒋介石，部队
继续向江西、安徽开去。而汪精卫暗地里正和蒋介石秘密商议合流反共。唐
生智则另有打算，他的部队已控制了汉口和汉阳；李品仙当了武汉警备司令。
中共党组织在汉口、汉阳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转入地下，在陈独秀投降主
义路线领导下的汉口工人纠察队却向汪精卫国民政府缴了枪。在武昌方面，
中共党员占优势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学员（黄埔军校第五
期）已分配完毕；武汉分校的入伍生改编成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教
导团的团长由任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兼任，这个团也准备开往江西。
这时，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部队正陆续向江西南昌转移，受共产党领导
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第二十四师留守处机关是最后一批离开武昌的部队。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致使轰
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面对大革命失败的严重形势，中国
共产党人为了挽救革命，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
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北伐军三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八一起义，向国民
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1927年7月下旬，我所在的第24师新兵营编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第3营，我任第10连副连长。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是中共党员，黄埔第2期毕业生，他已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警卫团迅速赶到南昌和第24师会合。部队临近出发时，卢德铭又接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黄琪翔的命令，要警卫团到九江集中。卢德铭断定，警卫团如果到九江去，就会被黄琪翔吃掉。于是决定，1927年7月31日晚紧急出发，部队连夜从武昌登船，沿长江东下。1927年8月1日，部队在湖北大冶县黄石港附近登岸，走陆路取道湖北阳新向江西进发。1927年8月3日，到达阳新，乘了一程船到龙港。这时，传来贺龙、叶挺部队1927年8月1日在南昌起义的消息，卢德铭立即率领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经江西武宁、靖安，昼夜兼程赶向南昌。部队到达江西奉新县时，了解到南昌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向临川方向开去，同时发现赣江对岸樟树镇一带有国民党朱培德部队驻守，不易通过赣江。卢德铭估计已不可能追上起义部队了，决定放弃原定和贺、叶部队会合的计划，由他和团政治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去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由第一营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把部队带到修水县休整侍命。余洒度也是中共党员，黄埔第二期的毕业生。他在军校学习时主要搞政治工作，常给《黄埔潮》写文章，但缺乏带兵作战的经验。卢德铭走后，余洒度为了隐蔽目标，派人到南昌和朱培德交涉，把部队番号改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余洒度担任师长，警卫团编为第一团，钟文璋担任团长。部队到修水以后，一面整顿组织、进行训练，一面筹备钱粮物资，惩办了几个大的土豪劣绅，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收缴了修水县地方武装的枪百余支。我带第十连到武宁县收缴该县地方武装的枪支六十余。警卫团当时虽然有不少党团员，但是很少召开党的会议研究政治形势和部队行动问题。从武昌出发时，第3营营长是韩壮剑，到修水时他装病不愿干工作，余洒度把他调到团部任团附（旧军队的团附相当于现在的副团长），3营营长由10连连长金文生担任，我接任10连连长。在修水的时候，部队还抓紧扩充兵员，并和平江县农民自卫军余贲民部取得联系，将自卫军补编到第一团，余贲民任副师长，分管财经工作。接着又和驻铜鼓县的浏阳农民义勇队苏先骏部取得联系，并将该部编为第3团，派警卫团第11连连长伍中豪带11连去加强第3团。后来，罗荣桓率领的鄂南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也来到修水，编为师部特务连。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