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逊回忆录：第十二章 在总参谋部
张宗逊回忆录：第十二章 在总参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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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在总参谋部
我军正规化建设初期
1952年10月，我接到中央的命令，任命我为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我立即从兰州动身前往北京报到。建国后，徐向前同志任总参谋长。因为他身体有病，总长的职务一直由聂荣臻副总长代理。1950年，中央正式指定聂荣臻同志为代总参谋长。那时，总参谋部机构精干，人员不多，工作效率都很高。在组织解放战争后期作战的同时，还担负着抗美援朝作战和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聂代总长工作很细致，各项工作部亲自过问，终因劳累过度，在1952年9月病倒了。这时，彭德怀同志从朝鲜回国，中央决定让他留在北京，主持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工作，仍兼任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
我到北京的当天，即去向彭德怀同志报到，他说，现在军队正面临由战争时期转入正规化建设时期，需要严格的进行训练和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军事人才，因此调我来负责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方面的工作。我虽然在西北军区和第一野战军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但对于抓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却没有经验，我向彭总表示怕完不成任务。彭德怀同志说，搞军队正规化训练，我们都缺乏经验，好在有苏联顾问帮助，可以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我未到总参之前，全军的训练和院校工作，主要由肖克同志领导的军训部直接管。我来以后，仍主要依靠肖克同志和他建立的机构开展工作。
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同美国军队在朝鲜打仗，美军除占领我台湾省外，还从海上对我国实行封锁。为了和美帝对抗，在国际上，我们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在各方面都强调向苏联学习。在建军的一系列问题上，也开始了向苏联军队学习的新阶段。如编制体制，条令教程，供给保障等等，基本上都仿效苏军的做法。另外，全军正逐步引进苏式的武器装备，在换装之前，部队需要训练使用这些装备的技术骨干。我到总部一上班，正赶上军训部在北京昌平县举办全军的师教导队长集训班，教练使用苏式郭留诺夫重机枪、五七无座力炮和捷克恰列夫轻机枪等武器。我到集训班看了看，集训班的领导同志介绍了学员的思想情况，谈到不少同志对苏联的东西持怀疑态度。后来我给集训班全体同志讲话时，针对这些思想情况，强调了学习苏联军队经验的意义，并提出在开始学习的时候，要坚持不走样地学；要把苏联顾问教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学到手，即使当前用不上也不要紧；要坚持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等等。这些话对于克服当时的经验主义思想障碍，虽有一定积极意义，当时也没有谁提出反对意见，但事后严格推敲起来，不仅不全面，还引起一些不良后果。
在聂代总长领导下，1952年以前，已经建立了一批军事院校。在南京成立了以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和由宋时轮任校长的总高级步校。其他还有航空学校、海军学校、防空学校、炮兵学校、坦克学校、工兵学校、通信学校、防化学校和军医院校。各军区也组建了步兵学校等。我到军委军校部以后，继续执行原定建立各技术兵种院校的计划，使之形成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的院校体系，进一步统一教育内容和计划。凡组建新的院校，我都尽可能参加从选校址，到调配领导成员、制定教学计划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学习现代化正规院校管理的知识，取得经验。
在1952年底和1953年初，彭德怀同志到各地视察。他勘察了辽
东半岛，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进行了军事部署，预防美军可能在志愿
军侧后实施登陆；针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他勘察了华东地区的海岸和
岛屿，布置防务，预防蒋介石军队策应美军的行动，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骚
扰。在彭总外出期间，粟裕副总参谋长主管作战的工作，黄克诚副总参谋长
主管总后勤部的工作，我除了负责军训和院校工作以外，还兼管总参谋部的
日常工作。这时，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在研究制定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确定要大力缩减军费开支，以便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基
础。彭德怀同志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研究修订军队的第
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确定一方面精简军事系统的人员，缩减军费开支，以支
援国家建设；一方面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
队，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具体计划包括：减少国外订
货，有重点地进行采购，各特种兵主要是在现有基础上抓培养干部的技术兵
员。同时，改革一些重要的制度。现在看，这一段时间，是全面照搬苏军经
验的阶段，比如将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准备实行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
勋章奖章制；总部的机构除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外，陆续增设
了武装力量监察部、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总军械部和总财务部；明确了
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而这一中心工作的中心，又是培养
干部等。当时，在军委和总部工作的聂荣臻、罗荣桓、贺龙、黄克诚等同志，
部具体分工负责一项制度的制订工作，彭德怀同志负责各项制度的统一和协
调。在彭德怀、聂荣臻同志领导下，我具体分管院校、军训、人民武装和兵
役制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对我来说都是新问题，只能依靠军训部、军校部
和人民武装部的同志来开展工作。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同志逝世，中央决定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
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葬礼，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随团前往，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活动，受到了苏联朋友的友好接待，也促进了自己向苏联学习的心情。这一
段时间，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特别强调要搞好和苏
联子家的关系，遇到矛盾要多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这一年春天，由我主持召
开第三次全军院校会议，第一、二次全军院校会议是由肖克同志主持召开的。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主管院校的领导同志和各院校
的负责同志。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继续贯彻学习苏联军事院仗的办学经
验。继续贯彻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的要求。并强调院校要以教
学为中心，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应该是抓教学。按苏联军队院校管理体制，
总参谋部只管参谋学院和陆军院校。彭德怀同志对我说，我们的军校部不能
只管总参直属的院校，必须按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力求把全军的院
校都管起来。后来的实践证明，全管起来很不容易。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彭德怀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仍然极
为关心院校的工作，他说：“军队有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如果没有现代化
的指挥干部和专家来掌握使用，再好的武器也是一堆废物。这些干部和专家
必须依靠学校来加强培养。”这样，军队在已有学校的基础上，又陆续筹建
起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
学院、工程兵学院、电信工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研究机关，组成了军队培养
训练各类干部和开展科学研究的完整体系。彭德怀同志还多次指示，过去缴
获了新式武器都首先装备部队，今后有了新式装备要优先分配给院校。至于
购买外国先进武器，如果是为了装备部队，就尽量不买或少买，如果是为了
学校教学需要，就必须想办法尽快买来，使学校训练走到部队前面，以带动
整个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学员来源方面，在抗美援朝时，又一次掀起地方
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热潮，源源不断地给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为
了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彭德怀同志两次指示全军挑选年轻的战斗骨
干进学校学习，他说：“战争时期那种舍不得把最好的干部送到学校学习的
旧观念必须改变，一定要调最好的干部到学校去工作，去学习。”在军委的
直接指导下，我军的院校建设五十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部队训练方向，我们强调了要培养严格执行部队各种条令的正规作
风；抓提高部队的各种技术水平和掌握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的能力，并着重抓
合同战术的演习，着眼于提高各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一九五三年以前，
全军还抓了向文化进军，办了各级文化速成中学，对提高指战员的文化水平
起了很大作用。以后逐步把军事训练的时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政治教育和
文化教育分别减为百分之二十，开始了以军事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各军兵
种和各类干部的在职训练也走上了正规，按年度颁发在职干部的训练计划和
大纲，规定了各级各类干部和士兵的训练时间、内容、要求，以及检查考核
的办法。这种在职训练带有普及性，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的原则，重点解决急
需的知识和技能，使之和部队开展的正规训练相适应。
兵役制度的改革方案，是聂荣臻同志主持制订的，在一九五二年以前已
经建立了人民武装部，傅秋涛同志任部长，统一领导全国的民兵工作和兵没
工作，各省军区、军分区和县人民武装部管所属范围的兵役和民兵工作。在
全国各地部开展了民兵训练工作，特别是边远地区和边海防地区，军民联防
对国防建设起到很大作用。我到总参以后，除了参加义务兵役法的制订外，
主要是抓了义务兵役制的宣传和教育，为实行义务兵设法做舆论准备。
在训练总监部
一九五五年四月，军委决定成立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
校工作。军委任命刘伯承同志为训练总监部部长，由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任
院长兼政委，而且身体不好，军委让叶剑英同志代理训练总监部部长职务。
我兼任副部长，被任命为副部长的还有肖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郭天
民同志。训练总监部下设计划监察部、陆军训练部、院校管理部、科学条令
部、军外训练部和军事出版部等部门。训练总监部组成后，继续重点抓军队
院校的建设。叶剑英同志曾说：“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而部
队训练的重点又主要是干部，囚此担负训练干部任务的学校工作，就成为军
队中心工作的中心。”他多次出席院校工作会议，对院校训练给予具体的指
导，具体参与制定全军院校培养干部的规划。在院校建设方面，叶剑英同志
经常强调的问题，一个是加强对院校的领导，一个是理顺培训干部的体制。
他指出要办好院校，首先要加强各总部、各军兵种对院校的领导，再是各院
校党委和首长加强对本校训练工作的领导，才能保证提高教员和学员的质
量，训练出合格的学员。早在一九五六年，叶剑英同志就提出军队院校要坚
持“三级制”和“两股绳”的训练体制。所谓“三级制”，就是：第一级由
士兵、军士晋升为尉官时，或没有受过正规院校训练的尉级军官，必须进中
级指挥学校接受由单兵教练到营战术的完成教育；第二级是由尉官晋升校
官，或在尉官、校官任职期间内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干部，必须进军事
学院（包括军兵种学院）学习诸兵种合同战术：第三级是校官晋升将官，或
军以上军官在任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院校学习的干部，必须进高等军事学院
受一次完成训练，学习战设法、战略学等基本军事理论。除完成教育采用这
“三级制”多外，另外同时建立速成训练制度，将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这
就是“两股绳”。速成训练，主要根据战术、技术的发展，有重点地、短期
解决军官的深造和提高问题。
此外，叶剑英同志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他指出，
现代战争有三个特性，即：战争出现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
同的复杂性。一九五六年全军都加强了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
点的训练。初步取得了现代条件下合同战术训练的经验。
一九五六年六月，党中央为纪念建党三十五周年，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指
示，号召学习五个文件，其中包括《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学习与时局》等毛主席的著作。要求通过学习提高思想
水平，克服主观主义（指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特别是克服在学习外国经
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训练总监部开办了读书班，通过学习这五个文件，不
少同志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反思，认为我军的训练工作中，有生搬硬套苏
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大家分析了苏联和中国国情不同之处，苏联军队和
中国军队成长过程之中有不同的传统，两国军队的装备水平也有很大差距，
这些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全套照搬苏军的制度，不能照抄照用苏军的理论。我
通过学习和思考，觉得这些同志的意见是可取的，几年来我军的训练工作虽
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我们在学习苏军经验时，
未能强调很好地结合我国我军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选择地学习的态度。同时
也认识到，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因此，我们
不宜偏重追究责任，而应该很好地吸取经验教训。当时，我提出几点意见和
部里的其它几位领导同志商量。一是战略方针和训练方针的关系。在一九五
六年三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同志重申了我们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
略方针，具体内容包括：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
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等等。这个方针是
依据我国的工业化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军队的装备仍处于敌优我劣的情况
提出的。当时曾有的同志说，考虑到中苏同盟，中国和苏联加在一起，从总
体上看我们优于敌人。这里有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
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的原理，我们制定战略方针，固然应该考虑
到苏联的援助，但这是外因，不能作为制定战略方针的根本依据，而只能从
我国内部情况作根本的依据。因为这种援助数量的多少，范围的大小，时间
的迟早，是受世界局势的变化制约的，事先难以作出准确的估计。战略方针
决定训练方针，对原子武器的防护（包括攻防作战）教育，无疑是对的，对
高、上级干部进行一些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攻防作战训练也是需要的；但
应该考虑到，要使我们的军队完全象苏军那样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
短期内是达不到的。这不是苏联会不会给我们几枚原子弹的问题，而是还须
具备其他许多条件。如部队机械化，制空权，通畅的运输线，足够的经常不
断的弹药和装备的补充，这些都不能只决定于外援。因此，我主张按“敌有
我无”为背景进行战术训练，“敌有我无”训练好了，到“敌有我有”时，
问题比较好解决。当时，我提出，应根据我军的战略方针和各部队担任不同
任务的实际情况，具体解决训练工作中一系列问题。如战术训练和作战任务
如何紧密结合的问题；平原和山地作战训练的比重问题，水网、稻田、江河
战斗的地位问题；海洋防御的战术问题；要塞守备部队独立作战的战术问题；
要塞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相结合的战术问题；机动部队（兵团）在一定的时
间地点如何形成优势的问题等等。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使我们的训
练符合于战略方针的要求。二是战略和战役、战术的关系。毛主席指出：“研
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
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因此，战役战术训练必须适应战略方针的
要求。所谓适应并不是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战役战术训练上就应
该多搞防御，战略上以劣胜优，战术上也应该如此。显然不能作这样的理解。
事实上只有在战役战术上采取进攻战才能适合战略上的积极防御，只有在战
役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才能达到战略上以劣胜优的目的。这又不等于说，
在战略上小米加步枪的经验，在战术上就不适用了，在战役战术训练上就不
需要考虑了。因为过去战争中我们战役战术上都采取了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敌人的原则，只是由于战略形势的不同，所能形成的战役成术优势程度就有
差别，所采取的战术也不完全一样。既然在战略上我只能以劣胜优，反映在
战役战术上的优势必然是有限度的。就战斗持续的时间来说，短时间可形成
优势，但时间长了就可能变为劣势；还可能由于制空权的关系，夜间可形成
优势，白天就不一定是优势；就地形条件来说山地要比平地形成优势的机会
多一些；就距离敌人远近来讲，近距离的战斗的优势可能多些。其他如运动
战比阵地战容易形成优势，突然袭击比直接接触下进攻的优势可能要大等。
当然，这种一定限度的优势，随着战争的发展是会变化的，由于不断的胜利，
终会由一定限度的优势转化为全面的优势。由此看来，战役战术必须服从战
略并为战略服务。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的经验，不仅在战略上是适用的，
而且在战役战术训练上也必须考虑进去，加以体现。否则虽然口头上承认训
练方针要符合战略方针，实际上仍然会使训练工作和战略方针脱节。
三是战术和技术的关系。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战术反过来又向技术提出
要求，井影响和刺激技术的改进和发展。但不等于说技术是先进的，战术就
一定是先进的。事实上我军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技术装备比敌
人落后，可是我们的战略战术却比任何敌人都高明。我军的技术装备低劣，
财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消灭强大的敌人，壮大自己，
赢得战争的胜利。在历史上我军技术装备虽然一直都是落后的，但是我们经
过长期战争的锻炼，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独特的经验，加之毛
主席在许多军事著作中充分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阐明了我国
革命战争的规律，虽然我们的军事学术目前还有某些缺陷，但从思想体系来
看，则是非常先进的。有了先进技术只能提供产生先进军事学术的客观可能
性，要把这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具备其它许多条件。比如人心的向背，
战争经验的多少，以及能否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总结这些经验等等。因此，决
定战术先进与否就不仅仅是技术，人及其主观的能动性是使这种可能性变为
现实性的基本条件。因此我军虽然缺乏先进技术装备，但只要根据客观情况，
正确地反映战争的规律，军事理论就是先进的，优越的。拿它来指导战争就
能使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否则即使有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作基础，也不可
能产生先进的军事学术。假若机械地认为，技术是先进的，战术也一定是先
进的。或者认为技术落后，战术也一定落后，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唯武器论的
泥坑里去。除了训练方针不能照搬苏军的以外，经过几年实践，使我认识到
苏军的有些条令、制度也不完全适合我国我军的实际。诸如一长制、领导机
构的设置，考试方式的“三堂会审”，“六小时一贯制”等，都不应完全照
搬。这些认识的变化，在我来说有个学习渐进的过程，开始提“不走样地学”
等口号，没有强调有选择地学，对训练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照搬照
套，对于教条主义倾向的出现，我是有责任的，也是有教训的。正是因为初
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教训，我在训练总监部一些内部会议上，提出“存有
教条主义，应该反对教条主义”。但是部里有的领导同志和一些部门的负责
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误认为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否定几年来训练工作方面的
成绩，并主张应继续强调全面地学习苏联经验，应该提出注意的倒是反对保
守主义，反对经验主义。更多的人对开展这两种观点的讨论，感到忧虑，认
为会造成部队和学校在训练指导思想上的混乱。这种讨论当时只是在训练总
监部内部进行，有一次《战斗训练》杂志社召开全军通讯报导业务会议，我
去讲话提出应该在训练实践中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倾向，训总另一位领导同志
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这样就把训总领导层争论的问题公开到部外去了，参
加会议的报导骨干都是很敏感的，很快在全军范围内出现了究竟应该反教条
主义还是反经验主义的议论。在此之前，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联系
实际时，也出现了争论，集中表现在战役系学习的我军一批高级干部，在学
习战役法之后，认为我军装备还较落后，如果打起仗来，必须以劣势对优势，
还得使用我们自己的传统打法。大家还认为讲战例不能只讲苏德战争的十次
打击，还应该讲我们解放战争后期的三大战役等等，迫切地要求在战役教学
中做出适当的改革措施。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员和学员也认为，实际工作中照
搬照套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是存在的。当时，刘伯承院长在外地养病，
大家对刘帅是体谅和尊重的，主要意见是针对当时在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同
志提的。
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作为代表参加了
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一月，我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在军事
学院和总高级步校开了若干次座谈会。那时，刘帅依然在外地养病，因此没
有机会向他请示和听取他的意见。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我写了一份比较系统
的报告，主要肯定了几年来学习苏军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也存在某些片
面性，把一些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来了：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这
篇报告后来以文章形式摘要登在《解放军报》上。
一九五七年二月，彭德怀同志和陈赓代总长、总政谭政主任等去南京军
区，检查国防工事构筑情况，也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彭德怀同志和学
院各方面人员进行了交谈。事后他对学员讲了一次话，又以同样内容向党中
央和军委作了书面报告。既肯定了学院的成绩，也指出了教学工作中存在着
教条主义倾向，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作为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
承担了责任。随后，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军
委随即批示同意学院的决定，并指出在执行中须向群众反复讲清楚，不要追
究责任，不然就会出现偏差。同时指出教条主义现象，不仅在学院教学工作
中存在，在全军许多工作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如果要论责任，军委的责任
更大。当时《八一杂志》全文刊登了彭德怀同志的报告，学院的决定和军委
的批示。
一九五七年三月，叶剑英同志主持训练总监部党委扩大会议，围绕训练
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开展学术讨论。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一个月，大家充分
地发表了意见，虽有争论，但气氛尚好，是一次学术性较强的会议。会议没
有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但大多数同志认为。现在时代不同了，装备改变了，
作战方法和训练方法也应随着改变。既应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要发扬我
军的优良传统。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我军的优良传统，几十年革命战争的经
验，一定要坚持，要发扬。绝不能把自己的好传统和好经验丢掉。叶剑英同
志在最后的发言中，肯定了会议的成就，认为每个人的发言都包含有许多值
得肯定的内容，并要求大家深入学习，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叶剑英同志那
时主要的精力，是忙于筹建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院的筹建，是叶剑英同志
经过长期酝酿以后，在一九五六年向军委正式建议的。当年十二月军委批准
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黄克诚和我任副主任，彭绍辉、甘泗淇、
洪学智、余秋里等任委员。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调配干部，修建营房。
并制定军事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指导思想、组织规程、编制体制等。经过一
年多筹备，建院工作逐步就绪，组成了军事科学院的临时党委，叶剑英同志
任党委书记、院长兼政委，委员有宋时轮、彭绍辉、杨至诚、钟期光等，筹
备委员会的工作随即结束。
一九五七年底，叶剑英同志离开训练总监部去主持军事科学院的工作，
军委任命肖克同志为训练总监部部长，我也不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回总参
谋部任专职副总长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二月，党中央发出指示，要反对生产建设中的浪费现象和保
守思想。当时，训练总监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认为，训练工作中的保守思想，
主要表现为拒绝学习苏联的经验，死抱着我军过去的经验不放。几天之内，
训总院内贴满了大字报，而且指名道姓地写道：军内保守的代表人物就是张
宗逊。那时，正值反“右派”之后，“左”的思潮已经影响到各个方面，训
总个别领导同志把头年关于训练方针的讨论，也说成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
掀起一场政治风波。三月，训总决定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肃清我的“保守思
想影响”，并要求我到会听取意见，当时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同志把训总的
要求告诉了我。黄克诚同志说，既然他们要你去，你就去吧！听一听都讲些
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在那里讲。于是我又奉命
重回离别了三个月的训总听取批判，当时，我在组织上、行政上已同训总无
任何关系，既无权参与会议的领导，也无法获得会外的任何信息，只能只身
坐在被告席上挨批。发言者的帽子不断升级，从“保守主义”、“经验主义”、
“修正主义”到“反苏”、“右派”等等。被点名批判的还有孙毅、彭施鲁
（在我兼任院校部部长时他们曾任副部长和处长）等几个同志。我听了一个
月批判之后，作了一个发言，对军事训练中产生教条主义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并重申了我对反教条主义倾向的认识和态度，彭施鲁同志也作了一个系统的
发言，这一下子听不到答复性的意见了。正当此时，党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
央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做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发言，主要指的是经
济建设中不应该迷信和照搬苏联的经验。成都会议精神一传达，训总四级干
部会就很难开下去了，只好宣布暂时休会。五月，我党召开了“八大”二次
会议，紧接着从五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
议。这次军委扩大会是在成都会议时决定召开的。当时毛主席指出军队的工
作落后于地方，要求通过军委扩大会议以整风的方式来改变落后状态，同时
研究军队的整编问题。在会议开始后不久，其他总部曾列席过训练总监部四
级干部会的同志，把训总争论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样军事训练工作中该不该
反对教条主义，又变成了军委扩大会议的一个议题。毛主席在会议的过程中
作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批示。训总的主要领导同志在这次
会上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由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来，党内实际上滋
长青一种过激的情绪，常常把一些工作上的争论，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
看待，于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有的同志把教条主义倾向也上升到“资产阶
级军事路线”来批判，而且把教条主义和正规化等同起来。因为我刚刚在训
总四级干部上挨过批，军委扩大会上某些同志的发言，虽然偏激，但却与我
的观点基本一致。我也作了一次发言，主要阐明如何正确学习外国经验的问
题。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在全军把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搞成了一场政治运动。
以致使凡是负责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被迫检查自己的教条主义问题，有
些同志还受到过大的批判。在这种气氛下，刘帅对在军事学院的工作做了自
我批评，叶帅也表态说在训总没有交好班。使整个搞训练工作的同志都有一
种灰溜溜的心情。这些做法不仅伤害了搞训练工作同志的积极性，而且打乱
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对军队训练和院校教育造成很大损害，给
全军建设带来了不良后果。
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军委决定撤销训练总监部，训总各部合编为院校
管理、军事训练、军事出版三个部，分别由郭天民、李作鹏、孙毅任部长，
划归总参建制，分工由我主管。
训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是批判我的经验主义，接着又批判肖克同
志的教条主义，许多同志跟着表了态，甚至说了过头话，互相伤了感情。后
来撤销训总，编为三个部归我主管，由于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细，不少同志
心情不够舒畅，成为后来特别是“文革”中折腾的原因之一。
全军大比武前后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叶剑英同志在武汉主持召开了全军编写条令座谈
会，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都有领导同志参加。我也自始至终参加了会
议。叶剑英同志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提出了统一规划，全军动手编条
令的建议，在全军范围内成立了一个军事科学研究委员会，各主要军区和海
军空军成立了分会，各大单位司令部机关部相应建立了军事科学研究机构，
全军动手编写各种条令、条例。编写条令这个巨大工程，很快就在全军铺开，
进展迅速。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编写出各种条令和教材达七百多种。
在叶剑英同志亲自主持下，经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共同努力，反复修改，先后
经军委批准颁发试行的有《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军师战斗条令》、
《团营战斗条令》、《步兵战斗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
列条令》、《政治工作条例》等全军性的条例条令，为我军的训练、作战、
管理提供了依据。一九五九年四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
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对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
巴尼亚、蒙古等七国进行访问，我作为团员之一随团出访，我们受到东欧各
国人民热情友好的款待，参观了各国的国防设施和军事院校，访问历时一个
多月。学到不少东西。回国后，尚未来得及深入研究如何借 东欧国家军队
正规化建设的经验，即发生了中央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同志被免去了
军队职务。也曾有人说我从西北到总部长期跟随彭德怀同志，是彭、黄同伙，
申言要追查我与彭、黄的关系。由于贺龙、罗荣桓和毛主席的保护，在罗瑞
卿同志任总长后，中央仍然任命我当副总长，继续分管全军教育训练并负责
协调各兵种的工作。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初期，对教育训练工作基本是不闻不
问，我也没有直接去找他汇报请示。按五十年代形成的惯例，每年冬季都要
召开一次全军训练工作会议，总结本年的工作，部署下一年的工作。一九五
九年冬的训练工作会议，原定在十二月中旬召开，临开会前，叶帅传达了林
彪的几点意见，实际上是互不连贯的几个短句，如：要“少而精”、重点练
“打得准、开得动”（叶帅加上“联得上”）、干部“练抽象思维、不搞大
演习”，“战术技术都要学活，不要练成木头官、木头兵”等等。为了贯彻
这些指示，须重新修改已准备好的会议文件，为此会议推迟了一个星期。在
会议前后，军训部部长李作鹏借机提出要求，会议要深入批判彭黄，肃清彭
黄在训练工作中的影响，并应重新评价一九五八年训练总监部的四级干部会
议。当年他是训总陆军训练部的部长，是反“保守”的积极分子，所以在会
上会下捣腾，企图煽动一些人追查我同彭黄的关系。当时贺龙同志主持军委
日常工作，我去向他请示汇报。贺总说，李作鹏他会讲，你也可以敞开讲嘛，
从正面阐明林彪的指示，你让他打这面旗干什么？我又向罗瑞卿总长作了汇
报，罗总长说：“军训会议不能为训总四级干部会议翻案”。最后叶剑英同
志到会讲了话，李作鹏才收敛一些。
一九六○年初，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由叶剑
英同志任主任，栗裕（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和我任副主任。这样，时剑英同
志在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又正式继续领导全军的军事训练和
院校工作。他在军事训练会议上讲话时，给全军军事训练明确了方针和任务。
他指出：军事训练是我军建设和战争准备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训练工
作有四个内容（政治、文化、战术、技术），四个对象（学校、部队、机关
干部、军外）。八月，他参加全军第八次院校会议，要求全军各院校，在教
学中更好地体现以我为主，围绕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作风
和教学制度进行改革。以后，叶剑英同志还先后检查了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
学院的教学工作，肯定了这两所学院在教学改革中取得的成绩，并针对教学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叶剑英
同志主持抓了长沙政治干部学校和西安空军第四高级专科学校两个现场会
议。长沙政干校的经验是领导班子革命化搞得好，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搞好教学，继承发扬“抗大”作风，依靠群众，大家办校，推动了教学改革。
空军四高专则给全军工程技术院校教学改革提供了经验，他们在技术教学
中，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解决问题，敢于打破旧框框，缩短学制，更新内容，
改进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了成果。一九六五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军院校
政治教育教学改革会议，主要回顾了“抗大”的办校基本经验，发扬“抗大”
的精神和作风，办“抗大”式的学校。八月，在大连又召开了全军指挥院校
的教学改革会议。这一时期，院校的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在部队军事
训练工作方面，在叶剑英和罗瑞卿同志领导下，我们一直抓部队的基础训练
和训练改革。叶剑英同志多次指出技术决定战术、技术训练是战术训练的基
础，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学会正确运用战术。战术是人掌握和运用武器遂
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也只有学会掌握战斗行动的原则和方法，才能充分发
挥技术上的效能。因此，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要很好结合起来。从一九六○
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带着军训部和军校部的同志到全国部队和院校督促检查
基础训练，有时分成几路，进行调查研究，主要寻求抓基础训练的好方法和
编写基本教材。
一九六二年春，我召集有关军区和院校的同志，在南京编写分队战术教
材，南京军区主管训练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对我说，他们在第十二军发现了
一个战术训练搞得好的小分队，领导这个小分队的同志叫郭兴福，建议我去
看看。我同王必成同志一起看了之后，同意他们在南京军区推广，并继续总
结经验。郭兴福是某团二连连长，他的教学法在一九六○年就引起所在部队
领导的注意，郭兴福所在的军领导在一九六一年决定在该军范俐内推广。一
九六二年，南京军区开始在杭州、镇江等地连续召开了几次现场会议，并要
郭兴福同志到各部队巡回表演，使南京军区的训练工作出现了一片活跃的新
气象。
郭兴福既发扬了我军练兵的传统方法又有所创造，既有政治工作又有群
众路线，他提出带着阶级仇恨和敌情练兵，把对敌人的仇恨集中在刺刀尖上，
要把连队练得思想红、作风硬，井实行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官教兵、兵教兵、
兵教官官兵互教，谁的意见正确就照谁的意见办。一九六三年秋，总参军训
部发了一期《军训简报》，报道了郭兴福教学法，并决定在镇江召开郭兴福
教学法现场表演会。叶剑英同志看了这期简报以后，非常关注。十二月二十
三日，他到南京和主管训练的干部座谈，了解情况。二十四日到镇江参加现
场表演会，参观了郭兴福和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所涌现的许多优秀教
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的汇报表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叶剑英同
志认为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
群众支持和郭兴福个人努力的结果。叶剑英同志将郭兴福教学法归纳成五个
突出的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发
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技术、
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
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
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
把言传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
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这些方法，不仅适用部队，也
适合于学校。现场会后，叶剑英同志正式向军委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在全军
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毛主席看到报告以后，在。‘练
得……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一句下面，重重的划了一条红杠，赞扬叶剑
英同志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对郭兴福教学法作了充分的肯定。一九六四年一
月三日，军委向全军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
一月底，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代表军委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军训练
会议，对开展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部署，号召全军各大单位以军事训练的优异
成绩，参加全军各部队包括民兵在内的大比武。这样，就在全军掀起了一个
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开展大比武的群众运动。
在各军区、各军兵种掀起群众性练兵运动以后，叶剑英同志进一步总结
和充实郭兴福教学法的成功经验，整理出《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经
军委批准颁发全军实行。我跟随叶帅和罗总长分别视察了广州军区、北京军
区、海军的练兵情况，跑遍了全国许多部队，参观了各种“郭兴福尖子”分
队的表演，在肯定了全军大比武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要克服锦标主义、弄
虚作假和搞花架子等毛病。我们在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时，也发现有些单位工
作不扎实，有拼凑尖子等现象，于是由军训部发了通知，及时指导练兵运动
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在南京召开的全军军训会议上，曾预想“十一”前后在北京举行全军比
武大会，但在筹备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一个能容陆、海、空军以及各兵种
真枪实弹的比武场地。于是经请示叶帅和罗总长批准，改为分区举行，即除
海空军单独举行以外，各大军区分为三个区 （北京、沈阳、济南军区在北京
举行，广州、福州、南京军区在信阳举行，昆明、成都、兰州军区在天水举
行）分别举行。六月初我同罗总长到济南去看济南军区比武准备情况。一天
我接到贺龙同志办公室从北京打来电话，传达毛主席在一份比武简报上批：
此等好事，为什么不告诉我，能不能让我也看看。我和罗总长一听说毛主席
要看比武，心里非常高兴，罗总长和我商量抽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尖子”
分队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两个单位参加的项目要大致相等。于是罗总长先
回北京做准备，并负责挑选北京军区的项目，我留在济南帮助挑选济南军区
的项目，为了赶时间，有的分队用专机送到北京。我也在十三日赶回北京，
亲自到各个场地检查落实。六月十五日、十六日，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
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军区的“尖子”
的汇报表演，一起观看的还有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出席中央工作
会议的负责同志。毛主席看后很高兴，拿着国产的半自动步枪瞄来瞄去，还
在模拟人象的砂袋上打了几拳。毛主席称赞“尖子”表演很好，并指出光有
“尖子”还不够，要很快抓紧做好普及“尖子”经验的工作。毛主席还对参
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们说：“你们不能光议政，
不议军呀！从而促进了全党抓军事，全党抓训练，成为我军训练史上的黄金
时代。
为了庆祝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军事训练，《解放军报》在六月
十八、十九、二十日三天连续发表消息和社论，称这次检阅军训是我军建军
史的光辉篇章。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彩色记录片，真实地记录了毛主席同
各位老帅以及罗总长谈笑风生的情景。当时，只有林彪不在场，他从一九五
九年任军委第一副主席以来，一直称病，但是有关全军训练的各项活动，我
们都主动的向他报告。这次毛主席检阅军事训练，整个活动安排，也部及时
地向他报告，但他称病不出席。当全国全军轰轰烈烈地宣传此事时，他又因
没有他的镜头而恼火，并把这股火发到我的头上。说我通过大比武，突出罗
瑞卿，贬低他林彪。从那以后，林彪对我主管的军训工作，不断地挑剔、责
难。
通过比武活动，检阅了成绩，交流了经验，发现了典型，树立了标兵，
使部队的训练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练兵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果，
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正当全军大比武活动，按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军深入普及的时候，林彪派
叶群等人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广州军区某部去蹲点，表面说是去调查研究，实
际上是去编造大比武的“罪证”。到十二月下旬，他们终于编造出一个大比
武“冲击了政治”，“犯了方向错误”的调查报告。林彪办公室给总参打来
电话，说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上出了偏差，一九六五年的军事训练要降温。
在按林彪旨意起草的一九六五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稿中，罗列了训练工
作的一大堆罪名。并由总政的一位副主任传话给我，要赶快作自我批评，我
感到很为难，也想不通其中道理。这时正开军委办公会扩大会议，对一九六
四年军事训练工作到底应该怎么估计，各大军区的司令员也都议论纷纷，北
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等同志气愤他说，谁向林反映训练冲击了政治，谁就是别
有用心。罗总长在会上引用某军区领导的话说，大比武是政治挂帅、发动群
众的成果。罗总长把会议的意见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说各军区和军兵种
领导同志都想不通，只好假惺惺地说：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不准确，可以
修改，元旦社论稿你们也可以修改嘛。于是，后来就把“偏差”改为“苗头”，
并对训练工作讲了一些肯定的话。这就是后来批判罗瑞卿时，所说的“篡改
林总讲话”的真象。林彪的暂时退却是为了更疯狂的反扑，后来林彪利用职
权，到处说军事训练的坏话，挑动政治部门找训练部门的岔子，威胁利诱。
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诬陷罗瑞卿同志通过搞比武制造舆论篡军反
党活动，从此把这场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压下去了，使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遭
到严重破坏。所有搞训练抓教学的同志，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迫检查“冲击政
治”。不少同志因此被罢了官。
叶剑英同志对林彪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一九六五年初他对我们说，毛主
席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们到处搞调查，你们也可以去调查嘛，看看军事
训练究竟冲击了政治没有？遵照叶帅指示，我和军训部组织工作组下部队调
查，普遍反映是根本不存在军事冲击政治的问题。三月中旬，我从福州军区
部队调查后回到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叶帅作了汇报，谈了部队中由于所谓“冲
击政治”在军政部门、军政干部之间引起的矛盾。那时林彪也在上海，叶帅
让我去向林汇报。我给林的秘书打了电话，让他报告林彪安排我汇报，并先
把我在福州军区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送了去。等了几天，林彪的秘书
来电话，推说林近日身体不好、不能听汇报。实际上很可能是看了我的讲话
记录以后，感到不对他的口味，避而不见。
九月十七日，叶帅在听取军训部汇报军训情况时，又指出：“郭兴福教
学法，不是郭兴福一个人创造的，是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智慧的表现，是
我军几十年训练工作的总结，是毛主席练兵思想的继承和发扬。郭兴福教学
方法还是要继续推广，并使它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在林彪一再干扰和破
坏下，叶剑英同志的正确见解和中肯意见，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
林彪不但在部队训练中干扰破坏，从一九六四年底又插手阻挠和干扰院
校的工作。一九六五年初，根据林彪的倡议，军委决定在全军院校开展一次
整风运动。并把所谓“冲击政治”问题，列为整风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反对大比武到院校整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一伙始终把矛头
指向我和总参军训部，因为我们一直在彭德怀、叶剑英和罗瑞卿同志领导下
积极工作，我也就成了彭德怀、罗瑞卿的“帮凶”。并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
人，对我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先是林彪的住地毛家湾党支部贴出大字报，
把我定为“反对突出政治”的急先锋，大会批、小会斗，唆使一些人把我绑
架到测绘学院秘密关押审查。接着，调子越升越高，什么“罗瑞卿的同伙”、
“彭德怀的黑干将”、“贺龙的心腹”、“三反分子”等等。抄家、罚跪、
抹黑脸、戴高帽子游街。无所不施其极，欲置死地而后快。我在难以忍受屈
辱的时候，暗暗地激励自己，无论如何要挺住，绝不能自杀，坚信历史真相
终有一天会弄清楚。
一九七一年一月，毛主席问黄永胜，张宗逊上哪里去了，黄当面扯谎，
说在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员。随后，黄永胜就派人来和我谈话，说是军委的决
定，必须马上到济南军区报到，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下放到了济南军区。我离
开了工作生活长达二十年的总参谋部。九月十三日，林彪叛逃摔死后，我的
冤情才基本弄清。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找我谈话，中央军
委调我任总后勤部部长。
后 记
这几年，有不少党史军史资料征集部门向我了解有关历史问题，并要我
写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回忆录，在编辑同志的鼓励和支持
下，我完成了这本书。我原没有写回忆录的准备，因为我想，自从在党和毛
主席的领导下，参加了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以后在朱德、彭德怀、刘伯承、
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的指挥下，进行战斗，做了些具体工作，我个
人经历没有什么可写的。再者曾经和我一起战斗的无数同志，为了革命事业
而献身，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要写应该写他们。可是因为时间久远，他
们的姓名大都想不起来了，一些事件的细节也记不清楚，加之手头没有保存
多少资料，写起来确有不少困难。后来，我为几种军史资料丛书写过几篇回
忆文章，送廖汉生、黄新廷、王政柱、黄新义等老同志看过，他们以为写得
还实在。我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以个人的有限经历为线索，粗略地记述我
参加过的战斗、战役和工作过的部门情况，供读者和党史、军史部门参考。
书中的史实难免有遗漏、差误之处，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在写作过
程中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如陆枫、李玉治、许忠敬、李志中等同志提供了不
少回忆素材；总后党史办关庆留及贾秀清、李德金同志为收集、核对资料和
文字整理做了许多工作；责任编辑王长龙同志为成书出版给予很大帮助。这
里，对帮助我写作这本回忆录的同志们，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张宗逊
一九八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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