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逊回忆录：第五章 长征路上

第五章

长征路上

突破四道封锁线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我由红军大学调任

中央纵队（即第二野战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参谋长。中央纵队司令员是

李维汉（即罗迈，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治委员邓发（当时是中

共中央保卫部部长）。军委纵队（即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由叶剑

英任司令员。中央纵队比军委纵队要庞杂得多，除包括党中央机关、中央国

家机关以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和印刷厂的设备，

印钞票的机器、材料、纸张以及各种设备等坛坛罐罐。中央纵队的战斗部队

有张经武任师长的教导师和姚喆任团长的中央保卫团。红军在十月十六日以

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跨过于都河，向西南方向前进。

行军时，红三军团在右翼，后面是红八军团；红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第九

军团；就象抬轿子似的，在两翼掩护着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前进，最后面的

是红五军团。

在王明路线的支配下，中央纵队完全是搬家逃跑的组织形式，根本没有

作粉碎敌人“围剿”的准备。这样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行动，事先竟然不进

行公开动员，使各级领导和群众思想上有所准备，而是采取严格保密的作法，

只让下边做一些组织上和物质上的简单准备，到时候就下命令行动。

我到中央纵队担任参谋长一个多星期，队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两三天

行程时，红三军团突破广东军阀陈济棠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红四师师长洪

超在信丰县白石圩附近被敌军流弹击中，不幸牺牲。中央军委命令我接任红

四师师长。我在红军主力通过敌人设在仁化、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以前，

赶到红四师工作。红四师政治委员是黄克诚，红四师下辖第十、第十一、第

十二团。 在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时，红四师担任红三军

团的前卫，军团命令我们打掉前进路上一个寨子的敌人碉堡，开辟通道，以

保障军团主力通过，军团炮兵连连长匡裕民带一门山炮前来配合。我第一次

指挥炮兵作战，没有近距离用山炮平射打碉堡的经验，由于不是在水平线上

射击，接连发射两发炮弹，都没有打中目标。我们没能按命令在拂晓前打开

通过，彭德怀军团长着急了，他从后面赶上来，问了一下情况，他观察了一

会，指示炮兵作了调整，只用一发炮弹就击中目标，打开了通路，后续部队

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十一月初，红军向敌人设在郴县、良田、宜章、乐

昌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前进。宜章县城是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一环，红三军

团以第六师附迫击炮两个连和一门山炮攻击宜章城。宜章守敌只有几百人的

保安团和义勇队，看见红军来进攻，吓得紧闭城门。宜章城外有三百多名被

强征来筑路的工人，他们热清地帮红军掘坑道，扎梯子，作攻城准备。城里

敌人看见城外的情景，半夜就弃城逃跑。第二天，红六师在群众热烈欢迎下

开进宜章城，红军就此通过敌人设在粤汉铁路沿线的第三道封锁线。红军通

过第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部署二十个师，要在湘江以西

堵截消灭红军。湖南和广西军阀商定以全州为界，全州以北为湖南军阀防区，

全州以南为广西军阀防区。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接近

第四道封锁线时行动迟缓，延误了四天时间，以致敌人重兵紧迫，造成非常

严重的局面。蒋介石在湘江东岸修筑了大量碉堡，他预期在湘江以东消灭红

军，万一红军突过湘江以西，也不能让中央红军和四川红军或红二、六军团

会合。红军决定在全州和兴安之间渡过湘江，红一军团在右翼，红三军团在

左翼苦战，冒着敌机轰炸和地面敌军的火力封锁，掩护全军脱离了险境。这

次强渡湘江的战役，红八军团损失惨重，溃不成军，其他军团的损失也很大。

强渡湘江时，红四师在界首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渡河地段，以一天时间阻

击广西敌军的进攻，掩护中央纵队通过。第二天，我率红四师两个团继续西

进，红十团在湘江以西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红五军团过江。红十团艰

苦战斗了两天两夜，打退了敌人十多次冲锋，红十团团长沈述清在战斗中英

勇牺牲，红四师参谋长杜宗美接任团长指挥战斗，不久也壮烈牺牲了。红十

团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付出了伤亡四百多人的代价。以后，掩护后续部队

的任务交由红五师接替。

渡过湘江之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到三万多人，损失过

半。这都是“左”倾领导者推行错误军事路线的结果。他们一路上不愿轻装，

使部队在山路上艰难前进，行动缓慢。他们不会捕捉战机，硬往敌人部署的

口袋里钻，主力军团只能掩护中央纵队和新军团，不能集中全力作战。湘江

战役的惨重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和深思，特别是唤醒了高级干部的

觉悟，也教训了“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

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即进入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的山区。这里山势连

绵，林深叶茂，地形险峻，特别是东西向的大道较少，部队把大道让给中央

纵队通过，部队多数走山地小道。红四师这时的任务仍然是掩护中央纵队行

军，蒋介石的“追剿”部队被甩在后面很远，敌机有时侦察轰炸也起不了多

大作用，讨厌的是广西的敌军和民团，他们经兴安和隆胜由南向北分成小股，

不断地向红军侧击，增加了我军的一些困难。红军继续前进，进入苗族同胞

聚居的地区，这里的苗寨多是傍山构筑，用树皮作屋顶，竹子作架的木板房，

由山脚一直连到山顶。山上风大又无水源，如果一着火就会把整个寨子烧光。

红军进入苗族地区，各级领导就教育部队防火，制订了防火措施。但是，广

西军阀为了不让红军通过，在夜间派出特工人员，到红军宿营的苗族村寨放

火烧房子，企图煽动群众反对红军。有的村寨因此被烧成一片焦土，红军给

群众赔偿成千的银元。这种情况，在进入贵州境内才稍有好转。十二月十一

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中央在通道举行了会议，由于蒋介石在新宁、武冈、

城步、绥宁、靖县、会同、黔阳、芷江地域部署了十五个师兵力，黔军王家

烈部进到锦屏、黎平地区堵截红军，湘桂军各一部继续尾追红军，企图围歼

红军在北上湘西的路上。“左”倾领导者要北上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

就势必进入蒋介石预设的口袋。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力主

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正确

主张得到的党和红军大部分领导的赞同。

红军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西进贵州。旧社会称贵州为“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困地区。红军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为右翼，

经新厂、溶洞进入贵州；红三军团为左翼经团头、播阳，向黎平前进。

黎平城四面环山，敌人在这里没有修什么工事，红三军团逼近黎平，守

敌不战而逃，红三军团顺利进入黎平。这样红军把敌人重兵一下子甩在湘西，

敌人调整部署需要时间，红军在征战了两个月之后，第一次获得喘息机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里召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继续向

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准备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

编。决定把红八军团建制撤编，剩余部队分别编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把

教导师补充到各军团；把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新编的军委

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另外，把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

凡能战斗的都调到战斗部队去，后方的迫击炮、炮弹和枪械也补充给作战部

队。黎平会议后，红军即分两路向黔西北进军。

二打遵义

红军从黎平出发，经黄平向瓮安前进。红四师是左路的先遣师，第十团

是先头团（在黎平整编得到补充后姚喆任团长），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清晨，乘着浓雾逼近瓮安城边。红十团突然发起攻击，打了不到一个小

时，守敌就弃城逃跑。红军进了城才知道守城的是黔敌王家烈的第五、第六

团、这两个团还以强悍善战出名哩，就那样不堪一击。红军在瓮安欢度了一

九三五年元旦，休息了两天。 随后，我们在岩坑附

近，赶在敌军江防部队到达之前，到达乌江江边。乌江又名黔江，从西南向

东北把贵州划成南北两部，江面宽阔，两岸都是黑黑的悬崖绝壁。部队就砍

竹林扎竹排，拆破庙做木排，顺利渡过乌江。红军继续向黔北重镇遵义挺进。

一月七日红三军团配合红一军团以夜袭，前卫冒充国民党部队智取了遵义

城。红四师经团溪到遵义西南的鸭溪地区休整，就地扩军筹款，收集资财，

做地方工作。 红军在遵义、桐梓一带休整了十二天。在这期间，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遵义会

议。会议着重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和第五次反“围剿”

中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

则，增选了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

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军事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

治，在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

以后，红一方面军在一月十九日主动离开遵义，移师北上，向川南前进。原

拟由宜宾附近渡长江北进，配合红四方面军行动。后来了解到川敌在长江沿

岸布防，封锁了长江，并派出六个团向土城阻击红军主力北进，中央决定在

土城附近消灭这股敌人。一月二十八日拂晓，红三军团以红五师向郭勋祺旅

和潘左旅的结合部猛攻；红四师向郭旅第七团阵地猛攻，激战了三个小时，

突破了敌阵地，消灭了部分敌人。中午时分，敌廖泽旅赶到，敌军已增到三

个旅九个团，而且火力很强。军团领导决定迅速摆脱敌人，在土城附近渡过

赤水河。土城战斗中，红四师十团团长姚喆负伤。进军川南的局面未能打开，

中央放弃了由宜宾北渡长江的计划。二月上旬，部队转进到云南的威信（扎

西）地区集结。在威信休息了三天，军委为适应战斗形势，充实各连队战斗

力，整编了战斗部队。由于战斗减员，红三军团取消了师一级组织，由军团

部直接指挥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团。我任红十团团长，黄克诚任

政委，钟纬剑任参谋长，杨勇任政治处主任；红十一团团长邓国清，政委张

爱萍；红十二团团长谢嵩，政委钟赤兵；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

二月十九日，红三军团由威信向东转移，在古蔺以南的二郎滩击溃黔军

一个团，二渡赤水河。二十四日红三军团进到桐梓以南的胡坝地区，红一军

团攻占了桐梓。从川南到遵义，桐梓是第一道门，第二道门就是娄山关。桐

梓到娄山关三十里，娄山关下山到板桥四十里，板桥到遵义八十里便无险可

守了。 这时，娄山关有王家烈的三个团防守，其中一个

团由娄山关向桐梓开来。娄山关在敌人手里，在地形上说对红军不利，红三

军团派出一部迂回到娄山关右侧后，夺取了可以俯瞰娄山关的一个山头，在

他们的配合下，红十三团从正面攻击，一举攻占了娄山关。

次日拂晓，敌人向娄山关多次反扑，这时我们红十团和红十一团、红十

二团赶到，分两路迎击板桥的敌军，敌军抵挡不住，连夜向遵义溃退，红军

顺着公路紧追， 一直追到遵义城下。战斗中，红十团参谋长钟纬剑（黄埔

军校第三期学生，长征前任红军大学参谋长）牺牲，由伍修权继任；红十二

团 政 委 钟 赤 兵 腿 部 负 伤 ， 由 苏 振 华 继 任 。

遵义城分老城和新城两部分，中间有条小河分界，红军占领了新城，敌军凭

借城墙在老城闭门坚守。军团参谋长邓萍亲自到老城外侦察，不幸被城内敌

军冷枪击中牺牲。部队愤怒地喊着：“为参谋长报仇，坚决拿下遵义城！”

二月二十七日晚，红三军团主力向遵义老城发起猛攻，打得敌人伤亡惨重，

仓皇弃城溃跑，红军胜利地再次解放了遵义城。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蒋介石命令薛岳兵团两个师配合黔敌王家烈残部向

遵义进攻。红军趁敌军在运动之中，集中主力向敌军发动猛攻，仅几个小时

激战，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残敌逃往乌江，这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在歼灭薛岳兵团的战斗中，红三军团由右翼进攻。

我带红十团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西南郊的老鸦山时，腿部负了重伤。当时我感

到右腿象被沉重的东西猛击了一下，就很难行动了，走十多步便倒下来，担

架员迅速把我抬下火线。我被抬进遵义城里时，起初还能勉强记事，随后就

昏迷过去了，医生是怎样诊断的，怎样决定动手术，移动了几个地方。一概

不知。直到手术完成以后，为了止血，医生用力捆扎血管时，我才疼醒过来，

自以为这一回可能完成革命使命了。当我完全清醒过来后，才知道这次负伤

伴有严重感染。给我动手术的是梅丹青医生，他是日本医科大学毕业的，原

为国民党芦兴邦部医院的院长，红三军团打开沙县时解放过来的，全国解放

后，我没有打听到他的消息。这次手术是由陈伯钧同志承担责任，他因治旧

伤，当时在总卫生部休息。梅丹青医生的手术做得很好，把我小腿肚子上受

感染的坏肉完全清除了，用肉眼可以从子弹的进口看到子弹的出口。他救了

我的性命，保住了我的腿，至今我非常感谢他。手术后由于伤口一时不能愈

合，行军转移时，我全在担架上生活。那时，担架员们非常辛苦，有时夜行

军，有时走小路，遇到军情紧急时，警戒部队不断催促担架快走；遇到敌机

轰炸、扫射时，又要紧急疏散、隐蔽。沿途负责照顾我的原红四师警卫排长，

在贵阳以南紫云附近敌机空袭时牺牲了，贺子珍同志也在那次空袭中负了重

伤。我当时想，五个担架员轮流抬着我，长时间行军总不是办法。因此在行

军道路比较平坦的时候，我就挣扎着骑一段牲口，逐渐转为以骑牲口为主，

遇到骑牲口不便时，才躺在担架上。一次经过四川荣经县附近一个叫水子地

的地方，因是密林小路，不能骑牲口，也不能躺在担架上，便拄着棍子挣扎

着步行了十余里。就这样，我先在总卫生部医疗，到达四川会理休整五天后、

便转到中央休养连休养。 到休养连以后

我到中央休养连休养时，组织上让我担任休养连连长。在这之前休养连

连长是侯政，政治指导员李坚真。我来休养连后，李坚真仍然为指导员，她

是中央苏区的妇女部长，是个很能干的女同志，支部书记是董必武同志。

中央休养连是一个特殊的连队，大多数是休养人员，有体弱年老的领导

同志，还有一些妇女干部和家属等。当时我记得有：林伯渠、徐特立、谢觉

哉、吴玉章等老同志；蔡畅、邓颖超两位大姐；钟赤兵同志在娄山关战斗中

负伤致残，也在休养连休息。

休养连每到一地，工作人员就打前站，找向导、挑夫、找粮食，安排宿

营地。休养连行军速度也很慢，体弱有病的同志更是艰苦。谢觉哉、徐特立

等老同志，当时都只穿一身破旧棉袄，背个破挂包，里边就只有几本书、放

咸盐的破纸烟盒和碗筷；林老在行军中手里总提着个马灯，以备夜间宿营时

用；他们每走到宿营地都累得不想动了，找把稻草就躺在地上休息，可是谢

老还常给大家讲历史故事，如“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亮过大渡河，

清朝“大金川战役”等等，鼓舞大家的情绪。

到会理以后，休养连随大军从西昌城外通过，在冕宁休息了两天。接着，

就要通过彝族地区，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先头部队的经验，每人都故了些准

备，随身带几件小东西和零钱。经过彝族区域时，遇到彝族群众要东西、要

钱的时候，就给他们一点，这样我们就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以后，就是

过沪定桥。主力部队已经过去了，九根铁索联成的桥身只铺了些门板，人走

在上面晃晃荡荡，抬担架的两人脚步不一致，就会把担架翻到河里，有些民

夫不愿意挑药箱和抬担架过桥，一时桥头堆着休养连的人员和药箱、挑子，

幸亏军委纵队警卫部队上来，才帮着把担架、挑子弄过泸定桥。 过

了天全、芦山、宝兴，就要翻过夹金山这座大雪山。在宝兴的时候，给大家

传达了先头部队过雪山的经验；要在正午前过山顶，午后气候变得恶劣不能

通过；在山顶上不能停留，要手拉手地集体通过；体弱的同志用拉着马尾巴

的办法上山最好。我们除了吸取这些经验以外，还根据休养连的实际情况，

对年老的同志和重伤病员，作了妥善的安排和照顾。董老等老同志都坚持把

马匹让给伤病员骑，自己拉着马尾巴随大队走了过去。由于山上空气稀薄，

人马走到半山腰就喘不过气来，拾担架和挑药箱的更是困难，大家咬着牙，

有些人爬着走，终于把担架、药箱全弄过山去了。休养连翻过夹金山算是比

较 顺 利 的 ， 没 有 一 个 人 掉 队 ， 那 时 在 山 上 掉 队 就 意 味 着 死 亡 。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直属部队翻过夹金山，来到懋功县的达维，

在这里遇到红四方面军的红二十五师，师长是韩东山同志。当天晚上，在达

维镇召开了联欢大会，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红一方面军和红

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意的大事，全国人民都会高兴，只

有蒋介石反革命派不高兴，他们害怕得很哪！会师以后，革命形势和过去相

比就会大不相同了，我们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

本帝国主义！

六月下旬，休养连在卓克基休息。在那里，傅连喆医生给我拔牙，当时

没有麻醉药可用，虽然拔牙时有点疼，但在当时有这样好的医生治病，算是

很难得的了。在卓克基休息后，我的伤口已经不用上药了，只是行走还有些

不便，医生说不要紧的，经过一段时间锻炼，一定会恢复得同好人一样。于

是，我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分配工作。

八月上旬，中央军委命令我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军长是许世

友，政治委员是王建安。这时，中央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

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红四军、红三十军和红一、三军团组成。党中央

随右路军前进。

红四军在八月中旬由哈龙一带集中到毛儿盖。八月二十日，我随红十一

师（师长陈锡联）到腊子山（草地）向松播方面警戒。二十五日，由腊子山

出发过草地，三十一日到达上包座。在上包座配合红三十军击溃敌胡宗南的

第四十九师，歼灭其一部。从九月一日起，红四军担任向南坪方向的警戒。

我在红四军工作不安心，写信给右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请求调动工

作。当时，右路军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九月九日晚饭

后，我接到总指挥部的电报：宗逊星夜回总部，另有任务。接到电报后，我

立即启程，一夜走了六七十里路，在十日黎明赶到驻夹溪的总指挥部。当时，

没有见到叶参谋长，我就在司令部休息。第二天，我睡醒起来，看到刘志坚

和李伯钊，才知道张国焘阴谋用武力裹胁毛主席、党中央南下，发生了我党

历史上有名的张国焘反党事件。事出意外，使我感到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后

来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已率领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开往俄界，脱离了险

境，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同志，反对张国焘南下把红军带

到战略上极为不利的地区、反对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刘志坚、李伯钊等

同志是带着红三军团的“火线剧社”到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来慰问的，事件发

生后，他们也没有赶上红三军团的部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告诉我，毛泽东

曾亲自对在红军大学工作和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同志说：你们想回去的可以回

去，你们将来还是要北上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是非常英明正确

的。当我知道毛主席、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的消息以后，懊悔极了，

都怪自己遇事不敏感。其实，我在前一天晚上赶往总指挥部的路上，曾遇到

红一、三军团的收容队，但我没有主动向他们问清情况，他们误认为我是红

四方面军的人员，错过了联络机会。我万分难过，当天曾想逃跑，但因为道

路不熟，也不懂藏语，毫无办法，因而精神恍惚，情绪消沉。九月十一日，

彭绍辉同志从红三十军调来总指挥部，他也是从红一方面军调到红四方面军

工作的，当时任红三十军参谋长，有了他来作伴，我的情绪才稍好一点。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红四军和红三十军

开始南下过草地。就在这一天，我和彭绍辉被调到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的学

生队（红一方面军的学生队已北上）当教员，学生队有学员一二百人。南下

的路线仍是北上时走过的路线，由巴西过草地，经过毛儿盖，上下打鼓、黑

水芦花、马塘、卓克基。红军大学学生队在九月三十日到达松岗附近的邓家

桥休整。

十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公然打出反党的旗帜，组成他自己非法的“党

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十月五日，张国焘找我和彭绍辉两

人到卓本碉去谈话。我们到卓木碉时，非法“党中央”正在开什么会，我们

一进门，有一位同志就站起来骂彭绍辉同志挑拨红军团结，一边用手摸盒子

枪，声言要枪毙彭绍辉。虽然被旁边的同志拉住了，没能用枪打，但他还是

伸过手来打了彭绍辉两个耳光。事情的由来是，绍辉同志曾给朱总司令、刘

伯承总参谋长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和意见，不料这封信落到张国焘的手里，

张把信交给一部分人传阅了，其中就有这位同志。 本来我也给

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写了一封信，报告我所知道的“分家”情况和我在红

四军工作的情况，信写好后没有发出，但有人向张国焘汇报，说我和彭绍辉

一起讲过对南下不满他话，因此张国焘叫我和彭绍辉一起去谈话。那位动手

的同志只知道彭绍辉写的信，不知道我的情况，他这样一闹，张国焘也没有

再讲什么话。朱总司令以极不满意的脸色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表示抗议。“谈

话”就这样结束了。张国焘阴谋以武力迫害毛主席、党中央的事实和这次同

我们的“谈话”过程，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党分裂主义路线和军阀主义倾向。

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下，部队中发生类似的蛮横行动并不奇怪，如张国焘调

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去红军大学学习，余闹着不去，张国焘就派人把他看

管起来。余天云还是不服，部队南下到懋功的铁索桥时，他竟从悬崖上跳下

去身亡。 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晚，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排以上活

动分子会，我因病未去参加。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对我说，这次会主要是斗争

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要他们表态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遭到朱、刘

两同志严词拒绝。 一九三六年二

月，敌人大举向天全、芦山进攻，红四方面军陷入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的

困境，不得不撤离天全、芦山，又开始向北行动。这说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

义的退却逃跑路线已经完全破产。但张国焘仍不死心，在部队向北行动时，

又任命刘伯承（当时是红军大学校长）为先遣军司令，到金沙江上游去调查，

企图经德格、邓柯、玉树去青海西宁。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二月十三日从

天全县红岩坝出发向北行动，途经宝兴、夹金山、达维、懋功、丹巴、道罕，

在四月四日到达炉霍。到炉霍后，部队的行动方向已成为广大指战员关心的

问题，特别是溜在红四方面军的原红一方面军的大多数同志，都盼望能够早

日和毛主席、党中央会合。有一天，李井泉、郭天民、曹里怀等同志来到我

的住处闲谈。当时曹里怀是“军委”一局局长，了解部队行动的情况，他同

我们谈到先遣军司令刘伯承同志来电说：经格德、邓柯、玉树到西宁，沿途

人口稀少，大军不能通过。后来，有人把我们谈话的情况向何畏（红大政委）

汇报了。何畏向张国焘报告后，根据张国焘的指示，以非法的“中央军委”

名义通知我们：曹里怀同志泄露军情，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张宗逊同志不制

止谈论军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李井泉、郭天民同志分别给予警告处分。

事后才发觉，我们是张国焘列入“拥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

名单并加以监视的对象。张国焘的反党行动，一直持续到红二方面军到达甘

孜，红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才有所收敛。

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旬，红军第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七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

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贺龙、任弼时、

关向应、王震等同志，领导红二方面军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

错误路线。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坚决斗争，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

坚决反对，以及南下失败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迫使张国焘不再坚持

用非法中央的名义发布命令，勉强同意北上。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张国焘

在炉霍心怀鬼胎地向总直属队干部作了一次骗人的讲话，他说：国际和国内

的形势都很好，现在党内在路线上和行动上都达到一致了，决心创造西北抗

日根据地。七月上旬，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包括红一方面军随张国焘

南下的红五军等）经过阿坝，沿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开始北上。九月下旬，

部队到达岷县附近时，张国焘仍不肯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后来，由于胡宗南

和马步青、马鸿逵两敌从东西两个方面进逼，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和红一方面

军会师打击胡宗南。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和红一方面军

会师。

在红四方面军红大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大小金川

地区会合。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给全党全军带来无比的兴奋和力量。为了一

起北上抗日，党中央决定统一两个方面军的组织和行动。红军分兵左右两路

向甘南进军。

当时，提高干部的军事政治水平，适应抗日救国的需要，也是一项重大

的战略任务。为此，党中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学

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任命倪志亮为校长（未到职），原红军第

九军军长何畏为政委（后叛变），刘少奇兼政治部主任，李特为教育长，莫

文骅为总支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随右路军行动。

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右路军过草地到达包座、班佑、巴西地区。张国

焘随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之后，借口噶曲河涨水，违抗党中央要其北上的决

定，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他还电令右路军一起南下。党中央获悉了张国焘

的阴谋，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和中国工农红军大

学一起北上，迅速脱离险境。接着，党中央又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号召全体同志巩固党和红军的团结，反对张

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里，李特鼓动红四方面军的学员

南下，以后编成一个红大干部队，随同红四方面军部队行动。当时，我奉叶

剑英参谋长的命令，由红四军调到驻夹溪的总指挥部。我去报到时不知道党

中央北上的决定，没赶上北上队伍。九月十二日，我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红

军大学干部队当教员，由李特和何畏介绍同学员见了面，该队有学员一二百

人，随总指挥部沿老路由夹溪南下，重过草地，在九月三十日到松岗附近的

邓家桥休整。十月五日，张国焘在马尔康县的卓木碉公然打出反党旗帜，组

成非法“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政府”，继续破坏了党和红军的

团结和统一。十月九日，以原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干部队为基础，在卓木碉

又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以下均称红军大学）。张国焘任命刘伯承总

参谋长到红军大学兼任校长，刘伯承就利用这个阵地，有计划地提高红四方

面军指挥员的军政素质和管理教育部队能力，耐心地向干部和学员宣传党中

央的正确主张，引导他们走上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团结一致，北

上抗日”的正确道路。红军大学的领导机构很精干。校长刘伯承，政委何畏。

我任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协助刘校长做教学组织和行政工作。参谋长

下面设有一个行政科（后来改为供给科）负责行军、宿营、伙食和生活管理

工作。以后随着学校扩大，又增设了卫生科和警卫连。原红九军政治部主任

王新亭任红大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下设宣传科。

红军大学干部队的学员都是团营两级军政干部，组成上级政治科和上级

指挥科两个队。上级政治科科长彭绍辉，教导员李井泉；上级指挥科科长周

子昆（后为陈伯钧、曹里怀、马良骏），教导员李培南（后为李园芳、黄志

勇）。高级指挥科的学员是在卓木碉新招的，从部队抽调了三十多名军师干

部来学习。当时，规定在作战行动中师级干部可以随带牲口两匹，饲养员、

炊事员、勤务兵各一人，警卫员二人；军级干部可随带牲口三匹，文书、勤

务兵、炊事员各一人，警卫员三人。这样，只有三十几个学员的高级指挥科

实际上就有一百多人，宿营的时候也要有一个村子才能安顿下来。红大的每

期学员规定学习时间为三个月。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原军委总队的防空机枪排和工兵连归红大建制，

编为一个特科中队，以后又将高级指挥科、军师级学员带来的文书组成青年

队，将公勤人员和第九军交通队（都是部队的优秀战士和班排长）组成一个

干部队。以上几个队统编为中级干部队，由皮定均任队长、黄志勇任指导员。

同时，还成立了一个政治连，学员大都是各军调来的支部书记和少数排长。

中级干部队和政治连的学习期限规定为半年。

一九三六年四月，红大转移到炉霍时，各科又招收了第二期学员。在校

部新设了教育科，由郭天民担任科长。这时，红大已扩大到一千五百多人。

九月、十月间在甘南以红大中级干部队为基础成立了一个步兵学校，直属总

部领导，校长倪志亮。 我记得在红大担任过教学工作

的同志，军事教员有周子昆、陈伯钧、彭绍辉、郭天民、曹里怀、马良骏、

李奇柱、赖光勋、符显禄、王波等；政治教员有张际春、毛庭芳、黄志勇、

李培南、陈志芳、罗世文、潘自力、朱光等；还有洪水（越南人）担任文化

教员。 红军大学各学员队一开始就建立了较为健全的科（队）、排、班

等行政组织，校部和学员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刘校长经常以普通党

员的身份参加校部的党组织生活，积极帮助党支部了解思想情况，做好思想

工作，为全体干部做出了榜样。

红大的学员们，都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员，但是大都是贫苦出身的

工人、农民，不少人从小就当放牛娃，根本没有念过书。他们说：“我们有

机会进‘红大’学习，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学校里既学文化，又学军事和

政治知识，这是一生中了不起的大事。”所以，每个学员都能抓紧时间勤奋

学习。

在长征路上办红军大学，环境特殊，气候恶劣，物质条件异常困难，还

要边打仗、边行军、边教学，真是史无前例。刘伯承校长针对当时的具体条

件，为红大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就是说，

把马列主义的原理，特别是军事方面的理论，结合当时斗争的实际，需要什

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要求把学员培养成为有高度政治觉悟，有指挥作

战本领，有管理教育能力，有艰苦奋斗不憎牺牲精神的红军干部。刘伯承同

志亲自主持制订学校的教学计划。他深知办学的重要，在中央苏区时就有丰

富的办学经验。他反复向我们讲明办学的目的、意义和方法。他经常对我们

讲，古今中外能打胜仗的军队都没有“不教而战”的，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

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无头苍蝇，打起仗来东撞西碰，四零五散，各

不相顾，没有不失败的。 红大的教学课程主要设政治课和军事课。

在政治教育方面，开设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和军队

政治工作等课。着重讲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把大家的认识逐步统一到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团结一致，北上杭日”的政治路线上来。

再就是组织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将来开展工作做准备。除了

正式讲课以外，结合当时部队在少数民族地区活动，要求大家了解少数民族

的风俗习惯，遵守保护寺庙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并旦向群众宣传民族自

治，民族平等，民族联合和国家统一的道理。为此，要求大家都学会点常用

藏语。针对红四方面军当时存在一些军阀主义倾向，学校狠抓了“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的教育，强调官兵平等和军民团结，反对打人、骂人。 刘校长

提出了我们的拳头不能打在工农阶级兄弟身上，只能打在敌人身上的口号。

在军事教育方面。开设了《苏联红军战斗条令》和《苏军野战条令》课程，

这是刘伯承校长在戎马倥偬之中，一字一句翻译出来的，他开设条令课为的

是红军的长远建设。另外还有军事地形学和射击原理等课程。战术课从单兵

训练开始到班排连的作战指挥进行野外练习，营到兵团的作战指挥则采用沙

盘作业或图上作业训练。红大的学风是在实践中学，学以致用，从来不讲空

洞的理论。一方面边学习理论，边总结过去的作战经验；一方面联系当时的

实际，提出要学会“打”和“走”。“走”是长征的一门主课，一是给学员

们讲爬雪山过草地等不同地理环境的行军、宿营、警戒各方面的知识；二是

讲红军北上可能经过的地区情况，如地形特点、气候变化规律、沿途民情和

物产分布，以及敌人的部署情况等等。“打”就是可能遇到的不同战斗，在

各种情况下，如何对付敌人。要求学会打骑兵，打平地战、打山地战、打河

川战、打隘路战、打麻雀战。这些学习内容，既实用又生动具体。刘伯承校

长提倡教员讲课多做示范，学员要多做操练，使学员们能够较快地掌握运用

所学知识，学会怎样带兵、练兵、用兵。因为红大的学员们文化程度大都很

低，有的甚至不识字。红大专门从红五军团调来洪水同志，负责全校的文化

学习。刘校长经常对大家讲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刻苦学习。他说他在莫斯

科东方大学学习的时候，为了学习俄语，吃饭、散步，甚至上厕所也用小木

棒在地上练单词，很快就掌握了这一语言工具。大家听了都很受启发。当时，

红大油印出版了一个校刊，名为《红炉》，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园

地，刘校长为《红炉》题写了刊头和发刊词。发刊词的大意是：我们学校是

一个红炉，我们要在这个红炉中锻炼，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文化，向恶劣

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这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刘校

长还带头为校刊写稿。当时红四方面军转战在四川、西康交界的险山急流之

中，经常发生隘路战斗。刘校长认真总结了部队隘路战斗的经验，考察隘路

的大小、长短，暴露或是隐蔽，定出适应隘路环境的战术，写出了《当前隘

路战斗》一文，发表在《红炉》第一期上。 红军大学的学习期

限很短，而学习的内容很多，时间安排很紧。刘伯承校长抓紧落实教学计划，

和学员们一起听课，了解学习情况，耐心细致地回答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学

员们经过紧张的学习。都能学到一定的知识，达到预定的教学目的。 红军

大学没有固定校址，随着战局的发展和粮秣筹集情况，不断地行军转移，只

能抓紧宿营的时间进行教学训练。起先在卓木碉成立之后，只训练了一个星

期。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转移到绥靖县的沙尔坭，在那里搞了大约三

个星期的训练又继续南下。红大随总部行动，途经丹巴、懋功、达维、夹金

山、宝兴等地，在十二月五日到达天全县的红岩坝。这次行军，沿途都是走

路，找粮食搞饭吃，没打什么仗。在红岩坝才正式按教学计划上课。我担任

高级指挥科的军事课。刘伯承校长只要有空就跟着听课。当每一项军事课程

学习结束时，他都亲自作讲评和总结，他讲话通俗易懂，由浅入深，生动风

趣，还善于运用典故，举例形象。例如他在战术课小结时，非常生动地比喻：

我们千万不要学牛抵角的战术，去消耗、胶着。要学狼的战术。当一个人推

车过来的时候，它不咬，只在旁边跟着，瞅准人推车上坡的时候，它才跳出

来咬推车人的屁股，推车人不敢撒手，白白让狼咬掉一块肉。学员们听着笑

声不断，印象十分深刻。 红军大学在天全县红岩坝共驻了两个月零

八天，完成了教学计划的三分之二，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三日向北行动，途

经宝兴、夹金山、达维、懋功、丹巴、道孚，在四月四日到达炉霍。高级指

挥科在转移途中利用休息时间继续上课，甚至在丹巴休息一天，准备翻越二

千米的党岭山主峰时还坚持学习。那时学习条件极差，没有纸笔，就用打土

豪时寻到的一点旧书翻过来写，用子弹壳做成笔，找货郎担买点颜料冲成墨

水。住在道孚的时候，大家从山上找来石片，在烂墙下拣些石灰块作纸笔，

晚上没有灯就点松脂照明。高级指挥科第一期学员在到达炉霍之前，终于完

成了教学计划并进行学员毕业分配。

进入炉霍以后，红大驻在一个喇嘛庙里。这座喇嘛庙的房子很多，都是

金色屋顶，有的还是两层楼，下面堆放东西，上面住人。庙里原有七八百名

喇嘛，因为他们不了解红军是什么队伍，都纷纷出逃了，只留下少数喇嘛看

庙。在炉霍期间，刘伯承校长特别强调在学员中普遍进行少数民族政策教育，

要求大家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保护群众安全；提出人人要

做群众工作，并开展调查研究，打扫卫生，帮助群众做好事。刘伯承同志以

身作则，经常带着通司（翻译），找没逃走的喇嘛谈话，向他们解释红军的

政策，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和国民党军队有本质的不同，请他们把山上

的喇嘛找回来。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跑上山去的喇嘛和群众陆续

返回，他们还多次和红军举行联欢会，表演歌舞，欢迎红军的到来。在喇嘛

庙里，我们上课学习，喇嘛念经拜佛，大家相安无事。炉霍完全是藏族聚居

地区，地处草原，交通不便，气候恶劣，经济条件很差，补给困难。炉霍的

大喇嘛庙里，存有许多羊毛，我们利用这些羊毛，人人学习捻线，织毛衣、

毛裤、毛袜，打草鞋，准备过冬。不久，每人都织成一套半毛衣，打好三双

草鞋。炉霍地区的烧柴问题很困难，当地群众都是烧牛粪作燃料，校领导便

请当时参加红军的藏族战士为部队表演如何烧牛粪和架帐篷。部队随带的粮

食到炉霍不久就吃完了，只能就地筹粮，吃青棵面。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

校部号召大家挖野菜来补充，学校还专门举办了采野菜的短训班，组织挖野

菜比赛来推动这项工作。在炉霍，红大举行了一次阅兵和体育运动会。当时

就在喇嘛庙前搭了一个简单的检阅台，在军事体育表演之后，朱总司令和刘

校长检阅了队伍。阅兵之后，刘伯承校长讲了话，他说，将来革命胜利了，

我们的人民武装要组成浩洁荡荡的分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的

讲话，进一步鼓舞了全体学员学习军事政治的积极性。一九三六年六月底七

月初，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部队在甘孜会师，消息传到红大，大家非

常振奋。刘伯承校长号召校部的党员们每人织一件毛衣、毛裤或毛袜来迎接

红二、六军团的同志，他自己在工作之余也熬夜织毛衣。

七月初，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起经过阿坝，

沿着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北上，这时，刘伯承和陈伯钓等同志到红二方面

军帮助工作。后来，红二方面军抵达甘肃也组成一个红军大学，刘伯承兼校

长。 红大在炉霍训练了将近三个月。由炉霍出发时，每人只配给

了十五斤糌粑和酥油、食盐、茶叶各一斤。此外学校供给科还统一准备了全

校平均每人一头牦牛和一些羊群随军行动。当时不知道到底要走多长时间，

所以规定每人每天只准吃二两炒面，其他主要靠挖野菜充饥。后来随带的粮

食吃完了，沿途又筹不到粮食来补充，就规定每个伙食单位每天杀一头牛。

牛也一天天减少了，人员营养不足，行军很吃力。这期间根本不可能进行教

学了，只能在行军中和饥饿以及疾病作斗争。

红四方面军冲破重重困难，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

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从成立到陕北，仅一年的时间。一年来，在战斗极为频

繁，条件极为艰苦的长征途中，红大全体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培训了从班

排到军师干部三千多人次，使这些同志的军事水平、政治水平以及管理教育

部队的能力，都有明显的提高。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为党和红军的建设作出

了很大贡献。

胜利到达陕北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合。红三十

军、红九军和红五军共两万余人，由靖远渡过黄河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编

为西路军，最后遭到失败。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其余部队（红四

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指示，

向陕北革命根据地靠近。十一月二十二日，红军主力在山城堡、甜水堡地区，

击溃了胡宗南的丁德隆师，消灭其大部。以后胡宗南的军队不敢再前进了。

红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十月二十一日由会宁

的张城堡出发，经过打拉池、同心城、预旺堡，在十一月中旬抵达环县的洪

德城。在行军中因受张国焘反党行动的影响，红大有些学员思想波动很大。

高级指挥科的少数学员还邀集在一起找张浩同志（即林育英，当时刚从共产

国际回来不久）去闹，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辩护，个别人甚至离队逃回鄂豫

皖 去 了 。 我 是 红 军 大 学 参 谋 长 兼 高 级 指 挥 科 科 长 ， 工 作 处 境 很 困 难 。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洪德城附近，接到军委命令：何畏带红四方面军红大高

级指挥科去保安；张宗逊带其余部分去木钵（甘肃环县境内）和红一方面军

红大第三科会合。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带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上级指

挥科、青年队和部分教职员到达木钵集合待命。二十六日，朱总司令、刘伯

承校长来到木钵，召集红一、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教职员和学员讲了话，并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宣布木钵学校为红军大学第二学校，刘伯承同志任校长

兼政治委员，周昆任副校长，袁国平任副政治委员，我任上级干部队队长。

二十八日，红二方面军的学员由谭家述同志带领来到木钵。这时，红大第二

学校上级干部队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学员编为第一区队，红四方面军学员

编为第二区队。原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青年队改为测绘队，隶属于上级干

部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

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变本加厉地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

却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反共打内战，并调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

西北军到陕甘一带进攻红军。张、杨在和红军作战中，受到中共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也看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认识到“剿共”

是没有前途的，从而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蒋介石不仅

拒绝张、扬的要求，反而调兵压迫张、杨，要他们继续进攻红军。张学良和

杨虎城被迫发动了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实行“兵谏”。

中央军委主席团来电通报事变情况如下：十二日六点钟，已将蒋介石、

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及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中央人员全

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被击毙，钱大钩受伤，马志

超在逃。整个西安城郊伪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被缴械。

在南京的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等人图谋进攻西安，扩大内战的

形势下。中共中央、毛主席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派周

恩来副主席率代表团去西安进行调停，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代表严肃地向

蒋介石指明出路，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勉强答应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

条件。在中共代表和张、杨两将军的共同努力下，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从而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十二月十九日，刘伯承校长奉命回到驻在保安的中央军委。二十五日，

军委命令红军大学第二学校移驻庆阳。第一天在马岭宿营时，接到军委命令

红大第二学校上干队和保安红大二科合并的电报。二十七月，我即率上干队

（原青年队，即测绘队留在第二学校）从马岭出发，经曲子、五角、吴旗，

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到达保安（今志丹县）的顺宁宿营。在顺宁，红军大

学本部派来管理人员筹办给养，并送来要红大第二学校上干队在顺宁宁侍命

转移延安的信。 我在一月三日上午到保安，当天中午

去见毛主席。

我以兴奋和敬佩的心情向毛主席敬礼问好后，毛主席亲切他说：张宗逊

你倒好，革命把你由南方送回了家。随后，毛主席问了学校的情况，谈了些

有关蒋介石十二月二十六日飞回南京的情况。毛主席说：蒋介石答应停止内

战。国共合作抗日，但还会有斗争。并说，释放蒋介石是对的，有人（指张

国焘）主张杀掉蒋介石是不对的，杀了蒋介石有利于亲日派，不利于抗日。

我在军委四局休息了两天。一月六日，毛主席任命我为军委一局局长。

我到职后即参加组织军委纵队由保安迁往延安的工作。一月十日，军委纵队

由保安出发，路经安塞，三天行程分作四天走，每天走四五十里路，在一月

十三日进驻延安城。 一月十九日，毛主席任命我兼鄜甘警备司令（全称

是鄜县甘泉警备司令）。赴任前，我向毛主席请示工作。毛主席说：做好进

城工作，要注意多交朋友，防止关门主义倾向。一月二十一日，我带着一名

参谋、一个警卫班和警卫员、公务员、饲养员、炊事员等由延安出发，走了

七十五里路到达甘泉附近的白上坡宿营。甘泉县城的地主武装紧闭城门，不

准红军进城。我遂派参谋到就近的高哨和陕甘省委罗迈（李维汉）同志联系，

罗迈同志派来一个工作组随我同去鄜县（今富县）。我们走了两天，于二十

三日到达鄜县北郊，那里有红二十七军贺晋年、张达志同志带来的部队。我

在鄜县北郊暂时住下，以后就来往在延安和鄜县之间。在延安三十里铺和甘

泉劳山之间，曾有国民党特务和土匪破坏捣乱，军委指定李德（德国人）负

责这一带的剿匪工作，我曾和他联系过两次，由黄华同志当翻译。延安、甘

泉和鄜县三座县城，是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撤走后交给红军进驻的。延安

城的移交工作进展顺利，军委纵队未到之前，红军就已进入延安城。国民党

陕西省政府委任的延安县县长马豫章同志到任后尚未开始工作，就主动要求

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在我任鄜甘警备司令时，鄜县、甘泉两座县城仍为

地主士绅及其 武装盘踞着。甘泉县城地处咸榆公路上，来往的汽车也须经过

城里。甘泉县城里有地主士绅领导的县保安队数十人，枪四五十条，他们不

敢硬和红军为敌。红军派人和保安队交涉军车通过，不得阻挡，不得检查，

必须保证安全通过。接着，红军的兵站进驻县城。随后又通过地方做工作，

改编了城内保安队。在红军进驻甘泉县城的过程中，陕西省政府任命的甘泉

县县长苗芝青（陕西佳县人），起了不小的作用。鄜县县城在洛河右岸，不

通公路，距城四华里处的茶坊有公路经过。我没到鄜县前，县城城门关闭，

地主士绅盘踞城内，日夜有保安队巡逻，老百姓不得自由出入，红军游击队

曾要求进城，地主士绅和县长也都没有答应。我到达后，经过交涉和多方做

工作，红军终于驻进城里。城门开放了，恢复了集市，红军战士遵守纪律，

很受群众欢迎，红军不到地主士绅住的土寨子里去，秩序很快恢复正常。在

红军进驻部县城的工作中，国民党的县长张执庵（陕西中部县人，政治立场

亲杨虎城将军）、县保安大队队长杨国栋（又名杨公甫，陕西安定人，黄埔

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曾是中共党员，后被捕变节）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政治形势迅速发展。

陕北革命根据地通向全国各地的大门开放了，白区党组织的同志，各地

的进步人士、革命青年纷纷来延安工作、学习或参观。一开始，来的多半是

西安地区的和东北各省流亡关内的人，以后全国各地都有人来了，特别是平

津一带的青年学生来得不少。我在七月间离开鄜县、延安时，延鄜公路上的

交通运输已经相当繁忙。

我到鄜县不久，开始同家中通信，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叔父张浩如的

第一封回信，一开头就感叹地说：“你还在人间！”他叙述家庭破产的经过

后说，这时接到你的来信，真是“否极泰来”。王尚德老师给我的第一封信

说：十年来到处打听你的消息，都如石沉大海，突然接到你的来信，大出所

料，兴奋极了。这是两位前辈对我十年来同家庭关系的总概括，也是我十年

革命生涯中同家庭之间的实际情况。